再次，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解放妇女还是强化了对妇女的压迫，依旧是充满争议的。全民基本收入在承认妇女的家务劳动的价值这一方面是有意义的，因为妇女长期被迫无偿地从事这些劳动，获得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补偿妇女的家务劳动，保证其独立性和财务自由。然而，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成为强化性别角色的“封口费”。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幷没有考虑到私人和公共领域现存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加强性别化的无报酬劳动分工，导致那些有家庭护理责任的妇女进一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虽然基本收入使个人能够在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但在当今社会从事无保障和较低工资工作的大多数是妇女，因此，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将加深对妇女不利的性别偏见。
还有一个主要的顾虑来自技术性的层面。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制使政府能够向每个合法居民支付无条件的收入。需要的是一个包含每个人姓名、联系方式、出生日期和银行账户详细信息的数据库。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许多国家将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但在目前的疫情危机中，数字及在线支付系统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通常更容易利用现有的机制： 即通过扩大现有的经济情况调查和缴费福利制度； 通过利用现有缴税记录，可以向雇员补贴工资（如英国）； 根据提交的年度账户向自营职业者提供补助等。总之，强韧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是关键，许多地区的人均转账成本正在随着数字设施的建立和完善而迅速下降，这也是印度所推行的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核心。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左翼的反对意见。很多人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万能药，更重要的是关注工人工作条件、解决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英国议员克鲁达斯认为，左派还没有解决如何让劳动者发声、让劳工获得尊重的问题，不能因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现金补贴就放弃政治斗争。尽管硅谷技术行业的许多CEO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指出，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有可能利用全民基本收入将责任推给政府，从而无需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优步（Uber）。在英国，优步公司将员工视为“个体经营者”，幷未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障、休假权以及各种福利，直到2017年10月英国的优步司机提起诉讼幷获胜，这才获得了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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