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领土条件者，即领土范围也。然其并非仅领土面积而言，其乃涵陆海长宽、港口岸线、关隘节点、毗邻关系等与国家强弱之关系者也。然其在苏秦纵横游说之中，已菲鲜也。如《战国策·燕册》载：苏秦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复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之万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今主君幸教诏之，合从以安燕，敬以国从。’于是赍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据此载述，可知苏秦之拨划领土范围、边界距离，与纵横燕赵秦之地缘关系之史实，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堪为后世之楷模。
若论人口构成，兹战国风云际会，皆因人力兵力财力比拼之决胜负，看兴亡，故苏秦于战国之间纵横捭阖时，自将人口总数、耕战比例、财富辎重，甚或国民习性，均纳地缘战略衡论之中。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又，苏秦于人口资财实力之析论，尤以其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之事。据载，苏秦对齐宣王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杀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是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此种卓见，足以验明苏秦地缘战略文化修炼创新之素养，无愧世界地缘战略文化之先祖矣！ 夫谓政府特点及政策，马汉意在政府贤明与否，政策适宜与否。而苏秦于此，不乏宏广之论。其虽在纵横博论之中，有多以褒扬激发之术，谋获纵横功名之嫌。然其地缘战略要素构成文化之创意，则难非议也。如其先后分别说服秦惠王、齐宣王、楚威王、魏惠王、韩宣惠王、赵肃侯、燕文侯时，均称其为“贤王”或“明智”之王，即以尊奉君王为先，而以巧论纵横之策为本。如苏秦苏秦始将连横时，谓秦惠王策曰：“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武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又据载，苏秦说齐闵王去帝号时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籍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槟祸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以是观之，苏秦地缘战略纵横之心理剖析及应策之道，足以使当今遑论文化软实力者相形见绌也。
《东周列国志》卷首词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而苏秦居中，无论生前死后，皆为地缘战略指点江山、独领风骚者。倘若今人有志于治国理政之业，献身于经天纬地之道，惟以虔恭精诚之心，揣摩证验践行之。若此，岂不彻悟悟智者所云“书不读秦汉以下”之意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