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思考后，周建仁又增加了第三部分逻辑链：同盟结构会影响盟国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到盟国采取反制行动的动机。当同盟对盟国来说生死攸关不可取代，维持同盟有较大收益时，承担更大的成本虽然会使同盟收益变低但仍然会有较大的正收益，国家会容忍这种成本，采取妥协安抚行动。当一个同盟对国家并非生死攸关时，国家在承担更多成本后，同盟的效益可能会降低到零或负效益，所以国家容忍这种成本的可能性比较低，为了挽回损失，国家会采取对抗性补救措施，同盟弱化程度就比较高。当同盟是双边时，同盟对盟国生死攸关，一旦解体只能自助寻求安全，显然是做不到的。且双边同盟实力不对称程度更高，因此双边同盟对同盟依赖程度高。而在多边同盟中，即使同盟解体，也可以抱团取暖组成一个缩小版的同盟，且联合起来后和盟主的实力不对称程度更低，次优的替代方案的存在使得盟国对同盟安全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对盟主不守信用带来的反制也就更强，同盟弱化的程度也就更高。后来周建仁又发现，同盟结构除了会影响同盟的反制方式外，还会影响同盟采取反制方式的动机。群体性行动有更多的成员支持。合法性越高，反制的动机就越强。其次，群体性行动还会带来心理上的风险效应，也就是小群体效应。已有的小群体决策研究表明，小群体往往会做出比单独决策时更有风险的决策，而多边同盟中遭受盟主伤害的国家在讨论应对方式时，也可以看成一个小群体。反制盟主本身是一种冒险政策，反制越激烈，风险性越强，因此多边同盟中的盟国更倾向于做出反制盟主的风险性决策。
在思考战略信誉下降的影响时，周建仁最先只关注到了战略信誉下降的领域差异，而没有意识到下降的方式是否有针对性。若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客观的，无特定针对对象，盟国都会有一种绝对的被剥夺感。若是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主观的，即针对特定盟国，被针对盟国不但有绝对被剥夺感，还有相对被剥夺感，被针对盟国利益损失会更加强烈。美国在低位政治领域既损害北约也损害日韩，而在高位政治领域只损害北约，这样会加深北约的被剥夺感。因此他在第四步又增加了一个逻辑链：战略信誉下降方式不同，会导致盟国利益受损的程度不同，从而导致盟国的反制动机不同。
周建仁最后一步增加的逻辑链为：同盟结构对盟主的安全依赖程度高，意味着盟主对盟国的伤害能力高，利益受损程度大，反制的动机更强。安全依赖程度对于反制动机的影响是混合的，既有为了避免带来更大损失的妥协效应，也有因为实际遭受的利益受损程度高带来的对抗效应。哪个效应起作用需要看条件。当盟主自损战略信誉仅仅作为施压手段时，损失是可逆的，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将更可能采取妥协手段来避免更大损失。如果盟主自损战略信誉行为是盟主最终的决定，且不可逆，盟国自然没有采取妥协的动机，且安全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受损大，采取反制的动机自然就大。因为特朗普的信誉自损行为更多的是施压手段，因此对安全依赖程度高的盟国来说，妥协效应更可能起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