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将显着加强供应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过去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供应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试图重塑实体经济。过去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过去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也将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
五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东移步伐会加快。全球疫情率先趋于稳定的是东亚地区。中日韩和东盟复工复产复市和社会经济正常化会领先于美欧地区，这将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高端工业服务、消费服务新业态等东移，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优质要素东移，进而带来东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东移，将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将加快。新冠疫情、去全球化和新科技产业革命相互作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将进一步收缩跨国经营的全球布局，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分集聚集群集中所带来的断链、断供、断联风险。一些跨国企业可能将采用新型贸易的方式推动货物全球化，用商业存在的方式推动服务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缩短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如RCEP（不包括印度，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9%）、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1%）、美墨加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7.6%）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将改变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其中，RCEP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美墨加协定则有更强的排他性、保护性和单一性。RCEP经济的高成长性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供应链布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