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强调，从前法治不彰的时期，都会做很多从现在来看是不太合理的做法，当然要检讨，可是用“促转会”翻案，以其现在的效率、作为及社会的公正性，“促转会”何德何能去追30年前某个行政机关的做法是否合理？所以感觉像在服膺政治。
廖元豪向中评社分析问题，一，促转条例修正案里新增第6条之一提到“威权统治时期，政府机关或公务员为达成巩固威权统治之目的，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所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剥夺其财产所有权之处分或事实行为，由“促转会”依职权或申请确认不法，以平复行政不法。”
廖元豪表示，“行政不法”的定义其实比“司法不法”还困难，因为司法上的违法裁判有个标准，但现在只要用“事实行为”来认定“行政不法”太过抽象，等于宣告威权时期所有行政作为都是不法。
廖元豪举例一，“9年国民义务教育”变成蒋介石为巩固威权统治之目的、希望有好素质的人进入威权统治体系而采取的不法作为，因为当时不想入学的一律强迫入学，否则要受罚，这当然是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他举例二，“三七五减租”变成巩固蒋中正统治的政策，因为虽然有法律，但征收大片土地只给一些股票、不值钱的东西，当然是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这类的情形也一定很多，对地主来讲绝对是侵害，但对台湾整个经济政治发展来讲绝对是正面的。
廖元豪指出，威权时期当然所有政策都是在巩固威权的，就像民主政府的作为也是在巩固民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大家才会说涉及历史的是非是没有这么简单，“法治国家”不只追求正义，也在追求稳定。
廖元豪说，问题二，“权利回复条例”草案总说明，以前有3个法律在处理相关补偿、赔偿事宜，分别是《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但3个法律都没处理到二件事，一是有关赔偿与补偿的名称，二是财产没收后如何回复。
廖元豪表示，如果只是要处理这3个法的瑕疪，只要修这3个法就好了，因为3个法都有明确范围，例如戒严时期要处理“内患外乱罪”，二二八也很明确的界定范围，但现在却要另立新法，把大幅扩张的“行政不法”放进去，这样举凡“威权时期”发的执照、行政罚单，只要有“事实行为”都算，外界当然会担心转型正义会太扩张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