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据环球网报道，德国《新苏黎世报》5月初刊登两位德国学者合写的题为“欧洲零点时刻”的文章。作者格雷戈尔·基尔霍夫是奥格斯堡大学的公法教授，也是波恩社会规范基础研究院的研究员。另一位作者安德烈亚斯·罗德是美因茨大学当代史教授，他的著作《21.0当代简史》中文版已在中国出版。该文认为，应对当今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挑战，欧洲的答案应该很明确：在团结中自由。现在是为欧元和制度化的20国集团（G－20）达成“新协议”的时候了。该文主要内容如下：
显而易见，新冠疫情危机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次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只能从历史维度去测量。它对日常工作的影响也很大：商店、饭店、学校和教堂关闭数周之久，音乐会或体育赛事被迫取消。上一次在中欧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的“零点时刻”（Stunde null） 人们还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零点时刻”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结束后其影响还持续了很久。尽管如此，当时人们还是以远见卓识确立了1945年之后发展的方向。《联合国宪章》《欧洲人权公约》与欧洲一体化共同铺设了这条迈向稳定、现代的福利和宪政国家的道路。
这次新冠疫情结束后，其“之前”与“之后”的差异将不会那么大。这得益于久经考验的高效机构与制度，疫情前的状况要比75年前好很多，也比西方通常自我怀疑与批评所认为的要好很多。这场危机至少显示了三件事：首先，随时可能发生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其次，没有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关系——事物皆可被塑造。是的，我们可以！第三，政府和政策不是市场、算法或利益集团的俘虏，它们拥有决策和行动能力。
这场危机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使用它们首先需要自省：什么被证明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我们必须改变的？哪些想法是长远的，哪些是不切实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