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您参与了过去40年美中关系发展的许多事情，什么经历和故事让您感到印象深刻？
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我当时正在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国安会担任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布什政府想尽可能多地维持美中关系。终究我们从中国那里感受到的强烈教训是，中国领导人被其对于内部不稳的恐惧所驱动，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对于东欧发生事情感到震惊。当时我参与了国务卿贝克访华的决策过程，他是6月4日之后第一个重返中国的美国内阁成员，我们试图在人权问题更加紧张的新形势下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当时两国关系“失血严重”，国会切断了两国之间的几乎所有交流项目。一直到90年代，重建这个关系，需要做许多工作。
三，比较1989年之后和当前的美中关系，哪个状况更让您感到担忧？
两种情形是不同的。1989年以后，美国内部有高官认为中国已经彻底放弃改革，我没有那么悲观，尽管那之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大国合作的美中关系基础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崩溃后不复存在，需要两国关系在战略上发展出新的基础。新的基础，一是中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用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在经济上兴起；二是在亚太地区管控战略上的稳定。如果中国能与其周边国家和平相处，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那时想将中国带进区域的管理之中，比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没有投海湾战争的反对票，美国不想让中国成为区域不稳的源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也成功劝说中国不要向中东一些国家出售导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