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尚不完全知道病因但出现过在国际间传播历史的疾病（例如禽流感、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
还有一种是病因和起源都不明确，但该国卫生部门判断可能跨国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疫情属于第三类。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门作出判断有一个过程，其进展节奏经常受到非议。2003年非典（SARS）期间，中国曾遭到广泛指责，诸如信息不透明、没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违反当时的《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因为那时成员国有义务通报哪些疫情写得相当明确（霍乱、鼠疫、黄热病和天花）。当时的条例是1969年通过的，虽然在1995年也经历过修订，对成员国监测、控制、通报的规定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非典促成了条例的修订，通报义务增加了新出现、正在发生的疾病。
自2005年版《国际卫生条例》开始实施至今，新冠疫情是世卫组织第六次宣布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前五次包括：2009年在墨西哥、美国暴发的H1N1猪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在巴基斯坦及其附近国家，还有非洲、中东、中国新疆和田等国家或地区流行的野生型脊髓灰质炎，以及同年在利比亚、几内亚等西非国家（再一次出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2015年在巴西发现，一年后在中南美洲国家、美国流行的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在刚果、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2013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虽然没有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但它其实和SARS性质相同。
不同国家在流行病疫情出现后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很正常，也没有多少可比性。即便病例数、死亡率、抗疫成本等数据看起来可量化、可对比，但很难就此得出特别有意义的结论。因为各国在公共卫生机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等方面不仅有差异，而且不少国家之间有成见，各种因抗疫而延伸出带来的议论很难有太多的新意，基本上都是已有成见的延续，甚至加深。这是国际事务讨论中经常性出现的“旧瓶装新酒”现象。
虽然如此，不同国家对同一场疫情的反应具有“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效应：当一国出现疫情时，另一个国家的人们是否同情这个国家的苦楚，对疫后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是有影响的。比如日本在这次疫情期间对中国的物资捐献所用的一些文字表达，对中日关系回暖有正面影响，可能会转化为一种情感，对后续产品消费、旅游甚至下一代的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