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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讲述甲午战争战后50年的台湾（中评社 张爽摄） |
从据台之初开始，日据当局在台湾推行“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去中国化”，无微不至，并且无所不用其极。1937年，日据当局的总务长官森冈在讲话里说：“为使本岛人与内地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想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无差异为理想。即在精神、形式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完全日本化”。森冈的讲话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可视为日据当局发动“皇民化运动”的动员令，其“理想”即目标是：在“精神”和“实质”上，使得“本岛人”即台湾人“具备皇道精神”、对事物的看法（包括对战争的看法）同“内地人”即日本人趋于一致，精神与外形“完全的日本化”；第二部分则是对1895——1937年间，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阶段性评估，“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在“外形”或“形式”上与“内地人”即日本人“无异” 。我所见日据当局印发的各种版本的《皇民化读本》都收录了森冈的讲话。当然，入日本籍也是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步骤。据《马关条约》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据当局于1896年8月20日发布《有关台湾住民之国民身份令》，规定1897年5月8日前“末离开台湾总督府管辖区域以外之台湾住民”，即“被视为日本国臣民”，亦即被动地丧失中国国籍、被动地取得日本国籍。
对于日据当局“从语言开始”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步骤：讲日本话、改日本姓名、随日本风俗、从日本习惯、入日本国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国意识，台湾人民采用各种方式，步步为营，步步扺制。譬如，针对日据当局用日本话取代中国话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湾民间曾广设教授汉语汉文的“书房”（也称“书馆”），洪弃生就曾以开馆授徒为业，其书馆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余生徒”的规模。当日据当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紧：从管制、限制到禁止汉语汉文教学，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紧：从笼络到管制台湾文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台湾文人应对有方，他们利用侵台日吏对于汉诗创作的政治考量（笼络台湾文人）和文学兴趣，参与日人的诗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诗社，延长了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缩减了日据当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实效。
1911年，梁启超到台游历，对台湾各地“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这种情形到日据末期也不曾稍改。台湾文人悲愤地说，“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也。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还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马关条约》签订后，时论乃以“国家丧地之悲” 为主轴。 譬如，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和经学教员的林纾，于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广文遗诗序》 ，其文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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