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贵植表示，中韩相互矛盾的种类和现象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中韩矛盾主要发生在历史主权和文化主权等抽象性较高的领域，因此很难解决。平时抽象性高的问题潜伏着，不会引起矛盾，但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像“爆发力强易燃性高”的物质一样。江陵端午祭风波、泡菜文化主权争论、网络上突然对韩服溯源问题的对峙等等，事实上都是非本质性问题，但对国民情绪的影响非常大。更何况这些与国民认同感相关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出面解决的，增加了难度。
第二，网络时代，普通民众制造假新闻，助长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夸张性的恶性新闻传播快，难以控制。再加上通过点击率来获益的恶性网红存在助长负面认知的新闻。
第三，通过卖“爱国”赚钱的、卖“安保”议题赚钱的媒体妨碍公正的报导，以极负面的方式诱导两国的形象。民间媒体和广播通过刺激性新闻增加订阅者，以打击中国的新闻太多了。
第四，在韩国，亲美反中情绪仍然存在，并且最近这种倾向越来越强。所以部分媒体会夸张中国某些不好的地方，以此来贬低中国。
闵贵植分析，韩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来讲，负面因素超过积极因素。
第一阶段（1992－2000）是建交十年左右的时间，两国关系和民间交流非常友好。在韩国经济危机之前，很多韩国人将中国视为机会之地，IMF事件以后，很多韩国人将中国视为东山再起的跳板。另外，因为有朝鲜族同胞，即使不会说中文，也可以果断地在中国投资。
第二阶段（2001－2011）是中国加入WTO后韩国创造最大利益的同时对中国发动警戒心的时期。9.11事件以后，中美合作的时代，中韩关系整体上也充满了乐观论。在金大中卢武铉在职期间，安保矛盾较少也对两国的相互认知起到了积极作用，两国关系良好的证明之一就是留学生数量增加。
第三阶段（2012－现在）出现了往返于温汤和冷汤之间的急剧变化。2015年，朴槿惠出席了战胜70周年纪念仪式，展示了友好关系，但紧接着萨德部署后，两国关系沦落为最糟糕的局面。2015年，韩国人对中国非常友好，甚至比美国更重视中国的重要性，但现在回避中国的现象非常明显。这种变化让韩国民众并不反对政府积极转换的GVC政策，也不会抵抗对尹锡悦政府站在IPEF先锋的方针。这样外交安保状况的变化立即反映在国民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上，现在情况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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