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很多因素使得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信号解读变得非常复杂。我们的研究发现以下几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关于某个特定行动，双方在解读时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如关于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斯在国会的讲话，中美内部都有不同解读。这使得准确解读对方的信号变得非常困难。二是美国国会的角色及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多种因素使得国会在干预美国外交安全事务方面将获得更大权力，而国会的决策方式显然与行政部门有很大不同，其释放的政策信号历来多元、模糊而且更加激进，这对于处理十分敏感和危险的台湾问题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的这个判断后续也被印证了。三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新媒体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一些特点，比如其传播速度更快，穿透国家边界的能力更强，活跃群体更年轻化以及影响两国民间舆论的作用更大等。其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对决策环境、决策过程的影响——很明显，但同时又缺少有针对性的研究和评估。
第三，中美对于美国联合“第三方”行动这一点看法差异很大。如关于美日联合在台湾问题上发声，中美的看法完全不同。如果拜登团队足够熟悉中国近代史，就应瞭解北京对中日关系和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敏感性。在北京看来，拜登政府意图让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举动要么是没有把中美关系拉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要么则是拜登对华团队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通”，从而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和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知。
邵育群表示，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启示。包括深度对话对于保持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非常重要；为了降低中美两国在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应在各层级就台湾问题进行定期深度对话；双方应高度关注公众舆论对自身及对方决策环境的影响，充分重视新媒体对决策环境的影响等。我们团队想强调的是，在双边关系处于非常困难时期，两国智库应该排除困难，加强交流，努力促进沟通、发现问题、避免误判，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建言献策。中美两个智库的研究团队对各自的研究成果负责，不为对方的结论背书，希望这些成果对两国决策者和政策研究界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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