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伟说，一部中日关系史，最显着的特殊现象是出现了“友好国民运动”。战后翌年（1946年）日本民间反战友好人士成立中国研究所，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1950年先于中国创立日中友好协会，1951年成立现代中国学会，1955年创刊世界首部《中国年鉴》；于1970年代日中友好发展为日本唯一的民间主导全国规模国民运动，推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进日中友好。在中国，中日友好运动由国家推动。中日友好发展成为两国国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访华，两国官民友好达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关系堪称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
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特殊一面，两国外交中存在友好领纲行动模式。1970年代围绕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市民自发地支持使日中友好发展成为“国民运动”，全国县市町村几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82年由日方提议，两国政府决定在东京设立“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出资20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30亿、中国政府5亿日元，共同建设并运营，定位是日本外务省外部团体；1985年在东京高超级区域后乐园建成包括办公楼、宾馆、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日中学院等一套设施的社区。历届日中友好会馆会长皆由日本国家级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担任。如此规模及政府参与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间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国家研究所还是1987年成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中日友好运动直至20世纪末，在两国有一种谁都不可破坏的气场，对中日关系可以说是发挥着价值观性质的影响力。但90年代开始，这种气场就遭到破坏，十年之间中日之间的友好气氛就没有了，小泉时代又彻底破坏了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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