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上市公司审计问题方面,中美今年8月签署了审计监管合作协定,皆同意让美国的审计人员在香港翻查中国企业的审计底稿,这就充分反映了香港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依然存在。再者,国家提出了设立国际调解院的重大构想,更宣布将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设立于香港,以顺应国际社会对争议调解的大量需求。此举彰显出香港难以替代的法治优势获得了国家高度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肯定。如上例子皆证明,香港可以利用好其独特历史背景,穿梭于内地与国际之间,发挥中西战略缓冲区、接触区应有的力量。
第三,郭至君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香港大有可为,需牢牢把握机遇。
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和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而香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节点城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平台和重要通道。实际上,近几年中央对香港发展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一直在凸显,无论是表明要完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机制,还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亦或是“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支持香港在许多范畴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都说明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郭至君认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辽阔征程中,香港大有可为,需要牢牢把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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