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无论草案通过后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政府都要对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在这方面，您认为香港应如何加快建设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黄平：这方面既要坚定不移、坚持原则，又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从文化、教育、舆论，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方面面着手，把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国家融到人们的骨子里、血液中。当然，由于历史原因，香港150多年在外漂泊，因此它的文化认同、历史知识、国家意识都较弱，这是百年树人的事，但不能因为没有马上见效就不做或缓做。
另一方面，爱国和爱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爱国当然要爱港，爱港并不意味着不爱国，所以这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好似一个铜板的两面。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地上的辛勤耕作，我们是因为民族弱乱之时不得已把香港割让出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把历史、文化的血脉接上，找回来，做起来，就不仅仅是狭义的正规教育和传统意义上媒体的事。其实，香港是大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其中包括各种地方文化和亚文化，总体上是包容、开放，互相借鉴、互补和谐的，因此国家意识是通过历史、文化，从瞭解、认识到认同、热爱，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做起来、筑牢固的，与保护地方文化、香港文化并不矛盾。
中评社记者：去年，李家超政府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整个发展理念已从昔日的“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清晰而明确地向“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方向迈进，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这种转变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黄平：我觉得认识上到位很重要。实际上，政府不是越小越好，更不是越无为越好，那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假说，而且这种理论假说即使用在西方也不是其经济史上都在实施实践。比如说当年英国撒切尔上来推动私有化，看上去最主张小政府了，但恰恰也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至于二战结束后英国和欧洲多数国家都通过国家税收来搞社会保障与福利，以来缓解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就更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其实呢，问题的关键不在政府是大还是小，而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因此我认为李家超这届政府提出的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在认知上是很到位的。
这里，“政府要有为，市场要有效”的两者结合好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管理机制、体制和政府团队，在一个运行良好或高效的市场里积极作为，就是两者有机的、互补的、良性的分工，各自的责任、边界应该很清楚、很明确。作为拿着财政支撑的各级官员，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职尽责、积极作为，还要提高能力、加强合作，并勇于担当，这方面按照七一讲话提出的要求，还有改善空间，解决了“爱国者治港”这一条原则以后一方面是要坚持好这个原则，再就是能力的提升了，这个意义上就是要譲“能为者主动作为，有为者更加有为”。这两者也是一个有机结合，就像中央全面管制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一样，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治理的要素和关键，所以，本届政府明确提出的“以结果为目标”，实际上也包括积极作为，以结果来衡量的意思，那就是在治权范围内和彼此配合上积极有为，并促进和提升市场的效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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