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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吕小庆（受访者供图） |
重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自主性 中日韩三国可合作共赢
中评社记者：在美国对华政策大幅调整的当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出现很大转变，您认为这背后原因为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日本和美国在军事、价值观等方面越来越密切的联手？
吕小庆：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些年来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也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和重大变化，简而言之，影响负面，变化不容乐观。美国对华政策转变有迹可循，最早出现在十年前奥巴马时代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把遏制中国发展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事实是日本对华政策彼时也开始了防范为主的重大调整。到了特朗普执政后期，对华全方位打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特朗普时代的对外政策特点是“美国优先”，甚至对自己的盟友都要压在身后。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采取的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对外政策，在中方高层政治引领之下，安倍政权对华采取了一些主动改善关系的积极举措，中日关系保持了相对平衡。拜登上台以后，对外采取高度重视盟友的策略，日本作为美国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地位更显重要。岸田政府则采取了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特别在遏制打压中国问题上，甚至扮演打头阵的角色。
美日同盟对华关系的影响，个人体会有两点。一是美日军事同盟是以美国主导，日本对华政策一定受制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日本的对华外交具有不完整、不独立的一面。二是日本不轻的体量对美有一定牵制性和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对华政策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回旋余地。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和空间，有些与美国合拍，有些则不是，不能简单地说日本是“追随美国打压遏制中国”。所以，在考量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时，首先要确定美主日辅的基本研判，同时要充分利用好日本对华政策的自主性一面，从顶层设计高度，在日本问题上做好中美关系的平衡，平抑日本对华关系中美国的负面因素。
所谓价值观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伪命题。所谓价值观联盟，不过是美欧日澳等西方阵营在冷战结束后，企图继续压榨剥削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联盟。价值观议题，是西方利用长期以来主要由资本形成、由统治集团主导下的话语权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伪道德制高点。日本高调鼓吹的价值观，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主要包括四个词条：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从字面上与我国核心价值观并无二致，从日本现实对外政策上，所谓价值观议题也经不起推敲。简单举例，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共产党（劳动党）执政的国家，但日本这些年着力发展与越南的关系，甚至向越南援助军舰等武器，价值观问题何在？再比如，这些年日本大肆宣扬印太战略，与印度等国拼凑旨在围堵中国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日本与印度的共同价值观又何在？我个人认为，与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样，所谓价值观问题是日方干涉中国内政、企图牵制和分化中国的一个抓手和工具，也是蒙蔽欺骗日本国民的一个光面堂皇的理由。
中评社记者：据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印度尼西亚与日本外相林芳正会晤时提议中日韩举行高层会谈，您认为这释放了一种什么信号？这样的高层对话对中日韩三边关系的改善有何益处？
吕小庆：首先，中日韩三国政府领导人会谈，原本就是既定的机制化安排。按照议程，2019年成都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谈之后，下一场应该是韩国举办，但后来中断的原因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是疫情，第二是中日韩关系在这几年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中日和中韩之间。目前看，虽然中日在积极推动，但韩国对此事显然不积极，背后是否有美国因素不得而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是东亚最重要的三国，基于地区和各自国家利益而建立的一个政府最高领导人对话机制。中日韩之间最大的共识是，作为亚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经济上有高度互补性和相应依存度，只要调整好的话，三方都能合作共赢。中国积极推动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表示中方不忘初心，继续将中日韩经济打造成为地区经济合作的样板，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自由化遭遇挫折情况下，中国政府将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作为重要契机，对维护和推动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突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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