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共和党人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大概率是特朗普，相较于延续对华政策的系统性、完善政策框架而言，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可能更多倾向于点和点之间的博弈。一是投身内需的同时会强化对中国威胁的渲染，结合美国内部的困境与中国展开博弈。比如共和党可能会在教育、犯罪以及科技等问题展开延伸，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在美数量，炒作中国企业在美渗透影响力等等议题。此外，共和党目前掌握众议院多数，可以看到整个众议院对华负面认知在加强，包括部分极右议员宣称要对华为、中兴国际展开全面制裁，一旦共和党候选人赢得大选，中美关系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关系将受到较大冲击；二是可能会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和拜登政府所谓的对华软弱形象做区隔，对华增设一些新的风险博弈点。在人工智能、军用科技甚至金融合作、投资建厂等领域构建更多壁垒，可能会出现以极端对华政策提案安抚共和党内部右翼保守人士的情况，也会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和冲击；三是中美之间现有沟通渠道存续面临变数，就特朗普等极端的共和党候选人政策主张而言，目前并没有人提出要拓展中美磋商交流深度和广度的议案政策。但是在美国地方层面，仍然有一些人士还是比较理性的，这也意味着中美合作可能很难在联邦层面获得更多推动力，交流沟通的积极力量或将更多下沉到地方。”孙成昊表示。
孙成昊也表示，很久之前，基辛格博士就对人工智能高度关注。在不久前，他和格雷厄姆·埃里森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建议中美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共同合作，已经有部分建议落实了。目前看，尽管中国更强调发展上的安全，与美国强调的军事安全不同，但是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有挖潜空间，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双方另一个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机遇。中美已经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原则、伦理规范、标准、风险评估、国际合作方面有一些共识，但是在发展理念、价值观、技术合作的结合以及人工智能的利用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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