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所有国家，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而且也是其他不那么相关的国家，都在积极计算和评估“一带一路”能够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和风险？作为创始国的中国又如何呢？如果早期对“一带一路”的利益和风险的评估只是概念层面的，这么多年下来，现在的评估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经验材料。
“一带一路”可以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多少利益？中国又在不同层面（国内、区域和国际）面临怎样的风险呢？如何避免和控制风险？当一种方式因为形势的变化变得不再可行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替代方式？简单地说，到了今天，如何定义“一带一路”？中国要做什么？怎么做？实际上，对这些问题，很多人幷不清楚。这就是说，中国需要对“一带一路”做新的战略思考。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利益和风险
如何评估中国自身在“一带一路”的利益和风险？其实，就内部来说，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外部来说，是实现国家安全。如果从这两个视角来看，人们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国内国际两方面发展的平衡。“一带一路”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而非西方所说的对外扩张。资本、产能和技术的“走出去”都是为了内部的发展。因此，“一带一路”以不影响内部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再者，一旦内部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外部的发展就没有了基础，变得更加不可持续了。这也是中国内部一些人所担心的。历史上，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朝贡体系是一个例子。其他国家向中国的皇帝叩一个头，中国就向这些国家开放贸易，而中国本身从来不要求他国向中国开放。这种不对称的开放使得朝贡体系经常成为中国的负担。
毛泽东时代的援外尽管是为当时的“生存外交”服务，但也是以牺牲内部利益为代价的。国家主导的“走出去”项目尤其要注意其经济能力的可持续性。有人开始担忧“一带一路”会变成另一个“郑和”项目，这幷非没有一点道理。郑和七次下西洋，充分代表了当时明朝的国家能力，但之后因为内部因素嘎然而止。
其二、“一带”给中国西部边境有可能带来的战略、文明等地缘政治环境的冲击。“一带”涉及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中东地区之间的关系。数千年里，这些地区都是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长城”。到了今天，人们可能必须重新思考长城文化的价值。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极端主义、大小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有能够导致国际国内冲突的因素都在“一带”区域体现出来。而这些又会马上反映到中国内部，演变成中国本身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