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久认为，除此之外，中国政策应对危机的能力十分强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推行的抗疫政策持有高度认同，认为这些政策做到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并且复产速度非常快。因而要想让美资企业“去中国化”的难度巨大。
2.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制衡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规模。
李俊久认为，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行为取向，在客观上制约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经贸行为。他们的行为取向取决于美中两个大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两国在理念和行动上的差异影响到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如何既和美国做交易，又亲近中国，从与双方的交往中都能够得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李俊久表示，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来看，美国采取美国利益优先的理念指导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辅之以价值观念认同上的协作型理想主义。中国采取的是“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行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与美国有显着不同。
从行动上来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主导建立了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复苏和快速增长。但随着日本、德国的崛起，以及近年来中国的崛起，美国体现了从“体系创造者”到“特权享受者”，再到“体系搅局者”的角色变迁。而中国在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国际社会的诉求的前提下，强调做国际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经济层面典型的案例是国际发展援助和“一带一路”建设。
3.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为有效抵御特朗普政府的经贸规锁提供坚实后盾。
李俊久认同苏珊·斯特兰奇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仅询问权威存在于何处即谁拥有权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问：它们为何拥有权威即权力来源于何处？”结合中美经贸摩擦，李俊久认为中国有四种重要的结构性权力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