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1日电／ “虽然身在异乡，但是我也关注家乡的动态，从新闻中看到习近平主席到了广东，关注中医药的发展，我很高兴……”在澳大利亚悉尼开中医诊所的74岁老人郭福宁，日前致信南方日报表示，她在澳开中医诊所30年，见证和亲历了中医从走不出唐人街到被澳大利亚纳入医疗体系的全过程。当地人对中医越来越认可，与祖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郭福宁希望有生之年能继续为中医药事业推广到全世界贡献力量。
郭福宁原是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第一个临床医学博士，后来到了海外。她认为：“中医的作用不仅限于替代医学，要让主流社会接受这一观念，需要中医师以医术和疗效说话。”
弃物理转报医学
1944年出生的郭福宁祖籍安徽，2岁时随父母到广州生活。在家中9个兄弟姐妹中，郭福宁排行老八，从小成绩优秀，父母对她充满了期望。因为家中没有学医的人，母亲希望她可以撑起一家人的健康，强行把她的高考志愿由中山大学物理系改成了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以下简称“中山医”）的临床医学。
“以前觉得学医就是死记硬背，不想学，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1967年，郭福宁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达县专区下的医院工作了三年，后调回到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当医生。
“我先是在内科工作，后来参加了医学院给西医的培训班，跟着许多老中医学习了两年。”郭福宁说，她先跟着邓铁涛等一批老中医学如何用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又转到广州中医学院原院长陶志达成立的脾胃研究小组。“那时我逐渐发现，有时候西药治不好的病，中医可以。”郭福宁回忆说，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的7年为她打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基础。
1978年恢复高考后，母校中山医开始招收研究生。郭福宁一鼓作气，考中了著名消化疾病研究专家陈国祯的研究生，由此，既想深造又爱当医生的郭福宁转至中山二院一边工作一边搞科研。
1981年，中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在此之前，新中国培养的研究生只有学历，没有学位。郭福宁正是幸运地赶上了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
“当时要照顾病人，又要负责本科生和进修生的教学，还要自己找题目做科研，一般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她回忆，那时虽然辛苦，但很感激国家和时代赋予她的机会，读研之后就恰逢新中国第一批有学位博士开始招生，使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临床、科研、教学的读博之路。
郭福宁一直记得1985年的夏天走上博士论文答辩台的感觉：踌躇满志又紧张难安。她的博士论文是消化性溃疡的病因研究，其中最难的就是拿大白鼠做溃疡病模型并进行实验论证。“这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是十分前卫的。”郭福宁回忆，为了拿下准确的数据，她不断“切、缝、保持存活、对比试验”，有时怕手术后的大白鼠死了，就把大白鼠放在床边，睡觉时也要看着。
辛苦没有白费。历经3个小时的答辩后，7位全国消化系统疾病的顶级教授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郭福宁的论文，认为她的实验扎实、论证严谨，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那一天，郭福宁穿着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蓝色短袖衬衫，没有鲜花和家人在场，但她开心得像个孩子。那一年，郭福宁41岁，获得了盖有“中山医学院”钢印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00001。
治好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导演
扎实的博士论文给郭福宁打开了人生又一扇门。
1986年，郭福宁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后。1987年，郭福宁又受到西医朋友的邀请，到澳大利亚的西医诊所工作，用中医的方法去帮助西医进行配合治疗。
“当时澳大利亚的中医水平参差不齐，只要有商业执照就可以开中医诊所，所涉及的大多是针灸、按摩等较为粗浅的治疗。有的甚至因为疗效不好被投诉，事情登在了当地媒体上。”在与当地西医合作的过程中，郭福宁发现，尽管当时中医在澳大利亚还比较落后，但是发展潜力不容小觑。于是，她想要自己站出来去普及中医治疗，用医术和疗效为中医发声，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到中医的作用。
1988年，郭福宁开了自己的诊所，这是澳大利亚第一家由本科学历以上的医学毕业生开设的中医诊所。“那时候，中医治疗在当地并不普及，病人都是由西医朋友推荐过来进行配合治疗的澳大利亚当地人。”
在那段时间，郭福宁治疗常见的慢性病症，最擅长的仍然是消化系统疾病。其中，她治疗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又叫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又叫局限性肠炎）都广有口碑，而且用的是澳洲人感到“神奇”的中药。
郭福宁说，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在西方国家很普遍的疾病，这种病容易复发并且难以痊愈，给病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和身体的困扰，也令许多西医束手无策。其中，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导演David Atkins也为该病所困。
当时，David Atkins已经被这种肠胃病折磨到不能进食、不能上班，只能静脉注射补液维持体力，经过三周时间，才把拉肚子、拉血、拉脓的症状控制住，身体有所缓解。但在他出院后，只要吃东西就复发。后来，David Atkins在朋友介绍下找到郭福宁。
“在西医那里治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到处打听，了解到中医或许会有西医无法达到的神奇效果。”郭福宁说，她给David Atkins开了两个方子：一是用能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大黄做灌肠，二是用黄连等药物煲中药喝。
David Atkins采用中医疗法一个月后，症状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经过接近四年的坚持治疗，David Atkins的病得到治愈，活检报告也显示结肠组织消失了。
“名人效应”也让中医的治疗方法在澳大利亚进一步得到了认可。“虽然中药的效果总体来讲比西药慢，但是只要病人在坚持服药后觉得有效果了，就开始对中医理念逐渐信任，这种口碑就是日积月累换来的。”郭福宁说，在澳洲这些年，有很多被慢性病困扰的当地人在痊愈后给她写了感谢信，由衷地认可中医，这让她得到了巨大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医进入主流社会还需努力
“中医与西医差异很大，澳大利亚当地人不理解我的问诊和治疗方式，就很喜欢探究为什么，我必须耐心地解释，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如何翻译，就干脆直译给他们。”郭福宁惊讶地发现，其实当地人可以理解。
“比如心火，我就直译成‘heart fire’，我告诉他‘你的心火烧起来了，所以才会睡不好’，他们居然对我的说法都很认同。”郭福宁笑着说，中医本身治疗的方法就是贴近自然的，而澳大利亚民风朴实，人们相信自然的力量，所以只要耐心解释，他们都能理解中医。
除了需要为澳大利亚当地人解释病症，郭福宁还需要去劝说病人改变当地人一些和中医理念相悖的生活习惯，比如喝冷水、酗酒、吃烤肉，这让郭福宁花费了不少口舌。
在一个个成功的中医治疗案例的催化以及澳大利亚中医师团体的推动下，2000年，维多利亚州政府就开始有了规定，中医必须要有医师执照，成立中医管理局。到了2012年，澳大利亚正式将中医纳入该国医疗体系，全国都普及了中医医师执照，并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谈到中医在澳大利亚的现状，郭福宁说，以前中医一直走不出唐人街，难以融入主流医学体系。现在，在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区都会有中医诊所，中医师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职业，中医治疗也越来越普及。当地一些大学也陆续开设了中医本科专业，包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西悉尼大学等，大部分学生都是当地人，与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也日益增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中医师的队伍中还会有更多洋脸孔。”
但是，中医真正进入主流医疗体系，享受与西医同样待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医是公费医疗，在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也是西医‘当道’，而中医的都要病人自己来支付，让中医纳入保险，甚至是进入公费医疗范围，是中医在海外努力的方向。”郭福宁有个“大目标”：中医的作用不仅限于替代医学，而是可以治大病、治急病、治重病。要让主流社会接受这一观念，需要中医师以医术和疗效说话。
为此，74岁的郭福宁依然不退休，她不仅在诊所做中医师，还身兼澳大利亚中医药学会高级顾问，西悉尼大学、悉尼理工大学、悉尼中医学院中医专业的校外顾问。
“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容易，而这份事业能受到总书记的特别关注让我更加振奋。”10月23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中提出要“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消息传来时，郭福宁正帮朋友看症，她激动不已：“中医得到发展的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强盛，中医文化的传播对中医走向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广东这个窗口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也把中医的理念送到了世界。在悉尼，有很多开诊所的中医都是广东人。”
（来源：南方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