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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构建台湾民众正确的国族认同，才能祛除台湾社会的“皇民”心态。 |
中评社╱题：日殖时期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民众认同的遗害与应对* 作者：成正（厦门）；廖中武（南昌）
日据当局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培养台湾民众成为天皇臣民、隔绝台湾与中华文化联系的教育活动，即“皇民化”运动，致使一些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也对少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成为严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关键阻扰要素。为进一步消除台湾社会的“皇民”情结，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公开、透明化“皇民”与“台独”之间的政治交易；塑造两岸人民共同的抗日史观；消除日本治理的痕迹并唤醒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祖籍地的记忆；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措施来塑造台湾群众正确的中华史观。
尽管在台湾的日本后裔人数少、影响式微，但为什么近年来台湾日本后裔再次成为两岸民众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记载或网络传闻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前还有大量日本人在台湾长期居住、工作等，且与近年来台湾社会亲日趋势密切关联。若深层次地查找原因，那就是由于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虽然日本军队与日本侨民撤离了，但日据时期“皇民化”影响始终未及彻底肃清，加之近年来“台独”势力的坐大，以至于形成当下台湾社会亲日态势的强劲势头。所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教授曾撰文指出“台湾已经光复70余年，而殖民者的幽灵仍然在台湾上空游荡，我们必须为殖民者除魅，必须让史观错乱的人们看到历史事实。”①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深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一代人，持有强烈的“媚日”心态和对中国大陆的排斥心理，成为严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关键阻扰要素。
一、“皇民化”运动实施阶段和策略
“皇民化”主要指日本通过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培养台湾民众成为天皇臣民、隔绝台湾与中华文化联系的教育活动。当时，日本在台湾发起这一运动目的是试图毁灭台湾同胞心中的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把台湾同胞塑造成日本统治下的“皇民”。这是一种复杂而残忍的“洗脑”运动。正如“皇民化”运动的始作俑者——第十七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认为“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日本国防的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日本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台湾民众缺乏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国防上便犹如处于火山口上……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②“皇民化”运动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据初期至1937年为渐进‘皇民化’时期。这一阶段，日据当局通过系列方针政策对台湾同胞进行潜移默化的‘皇民’熏陶。第二阶段是1937年到1940年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台湾总督府通过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要求‘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同时，举办各种活动来灌输日本臣民意识，以从思想上消除台湾同胞的祖国观念。第三个阶段是1941年至1945年皇民奉公运动时期。日据当局试图彻底落实日本皇国思想，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③
为推行“皇民化”，日据当局从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符号象征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推广日语。日据当局认为，“皇民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日语在台湾的全面使用。因为，日语的推行便于政令的贯彻，也易于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随着汉语的强行废止，还可使台湾人逐渐忘掉中国。为此，1933年，日据当局提出“国语普及十年计画”，在台湾积极推广日本语，把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要求在10年之内，使50％的台湾人能掌握日语，强令各级学校停开汉语课程，取消所有汉文报刊，发布各种禁令和惩罚措施迫使台湾民众使用日语。
二是推行奴化教育。日据当局始终把奴化教育当作“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就是通过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大力丑化中国，消除故国观念 ，以期树立“忠君爱国”观，并培养勇猛、好胜、服从的日本式国民性格。“在公学校六年中，正值日本在台湾推展皇民化运动，学校课程完全以皇民教育为主。学校教导我们是堂堂的日本人，并灌输我们日本帝国子民的观念。日本国旗一定挂在运动场的东北方，每天朝会时我们都要唱日本国歌，向东北方的宫城遥拜，向天皇示敬。”④
三是强制改变信仰。“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据当局在台湾全岛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强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崇拜“天皇陛下”。要求人们到日式神社参拜，并采用日本的膜拜方式，小学生被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参拜神社。据学者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一文记载，“参拜神社的人数，1938年、1939年各有约830万人次，而1941年则有1200万人次。”⑤与当时台湾人口约五六百万比较，此数目十分庞大。此外，日据当局还推行了更改姓名的措施。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和朝鲜两块殖民地实行改换日本式姓名的政策。1940年日据当局公布了“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要求台湾民众将祖先留传的姓氏和父母定下来的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姓名。如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曾改名为“岩里政男”。为了让台湾人不知不觉感受“皇民”意识，日据当局推行台湾人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比如说，吃饭要吃日本料理，穿衣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等等，企图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一个台湾学者的描绘，那就是“日治时代后期在皇民化运动与战争动员推行到极致时，对于极细微的日常生活都给予严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只在学校里进行的生活规律，都在此时向社会生活的领域无限扩张。而且每一个生活行事的细节都要接受像产品一样的检验过程，才能达到符合‘皇国国民’的标准”。⑥
二、“皇民化”运动对台湾同胞造成的认同危害
李登辉直承“前半辈子是日本人”，后半辈子则都在歌颂日本殖民统治，并为此大肆修改台湾中小学教科书。新一届民进党当局恢复媚日课纲，再次将“日据”改为“日治”；日本前脚抓走台湾渔民，台“驻日代表”后脚就表示台日是“命运共同体”；“时代力量”的民代林昶佐公开宣称，“日本曾是台湾的‘祖国’。”绿营的意识形态塑造如此“成功”，已在台湾形成了某种“政治正确”。⑦日据当局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而深远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认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虽有‘台日通婚’，但占人口比例很少，现代台湾人有日本血缘者，仍然很有限。但‘皇民化’思想阴魂不散，成功地制造了台湾人以拥有中国血缘为耻的‘被殖民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⑧在这一过程中，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有激烈的文化冲撞，台湾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异质文化，使一些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也对少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来说，催生了四种群体。第一种群体是以“皇民”为荣的人，以李登辉为典型代表。他们有感恩戴德的亲日情怀，形成了“日本情结”，认为日本才是台湾的“宗主国”或者“母国”。第二种群体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和亲日派。这群人在殖民期间就愿意做“二等日本人”，做日本人的爪牙。如今仍然期待恢复当年的“神国”或“皇国”意识。第三种人就是逃亡日本或海外的“皇民”。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并参与1946年二·二八事件，藉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大力宣传、复兴“皇民”氛围。事件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逃往国外，也成了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金美玲，她1935年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2009年获得日本籍。“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国策顾问，台独“教母”。第四种群体就是“亚细亚孤儿”。他们深受“皇民化”运动造成的心灵创伤，既不认同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虽然“皇民化”塑造了上述四种群体，但是整体上“皇民化”还是失败的。“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已统治台湾42年，日本特务搞秘密调查发现，广大台湾基层民众仍称中国为祖国，报告呈送东京本部，结语是“台湾人未受皇民化影响的程度令人心寒”。⑨因为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坚强地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尤其是，当时日本人在台湾只有37万人左右，而台湾人有数百万人，两者相比，以此方法来同化台湾同胞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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