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联储在市场恐慌情绪减弱后已经明显降低了购债规模，但其资产负债表仍在不断膨胀，在美国经济尚未触底之前可能难以进入“缩表”进程。美国国会尽管已经通过了总额高达2.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财政政策继续加码的可能性有所减弱。一方面，疫情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已经从预期变成现实，市场期待美国政府发更大的“红包”，来自各州、各行业的诉求更多，对已有方案救助“不公平”的指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放缓、财政收入快速下降情况下，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愈发突出，即便通过透支未来财富发债筹资，资金中也有相当比重用于偿付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的债务本金和利息。
实际上，在通常为财政盈余的4月份，美联邦财政已经出现7379亿美元的赤字。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总结教训，加强了对金融业行为和风险的监管。但在特朗普政府持续推动下，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多项条款和规则被修改，政府监管减弱。此次美联储使用的危机应对工具——企业债购买计划将改变市场的风险结构，降低美联储政策的独立性。
第三，尽管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实施单边主义政策，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向来不容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致使大量以逐利为目的的国际游资在美联储停止量化宽松和生息举动之前撤离各国，流向美国。资本外流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此次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模更大，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在疫情广泛冲击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能够暂时避免受到经济发展能力的打击。各国经济发展动力减弱，由汇率变动和风险损失增加造成的财富缩水都会减弱进口意愿和能力，对美国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和服务出口都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尽管从表面上看出现了美国历史最长的经济连续增长，以及创纪录的低失业率，但这些现象并非自然发生的，也不是仅靠美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就可以实现的。美国此次应对危机的超常规货币财政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巨大，需要各方协同应对。如果只考虑美国国内需求，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继续采取重新切割国际市场蛋糕的所谓“美国优先”模式，很可能引起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出现疫情封锁与高关税共同出现的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