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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茂松（图片来源：网络） |
中评社北京4月30日电／环球时报今天发表谢茂松的文章说，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此期间落实干部责任制，一批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踏实、表现突出的干部获得表彰和提拔。同时，也有不少干部因防控失位、作风漂浮、失职渎职受到严厉问责。相比较而言，西方一些政客尽管在疫情初期马虎大意，疫情中期防控不力，却极少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还能夸夸其谈，仿佛责任都是别的党派或者别的国家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中西方对于政府官员责任、观念的差异。
一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形态差异。起源于“两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早期政治形态是城邦政治，属于小国政治。治理小国具备一般的法律、规则就大体足够，并不要求治理者有极高的政治能力。中国则是大国政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的是非世袭的士大夫官僚，即“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士从最广大的农民中产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代表着天下百姓的整体利益，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关系是“理一分殊”的关系。
士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对于政治德性、政治能力有极高要求，这也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明末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是强调政治的“善”一定要从行为结果来看。相应地，民众对于士大夫官僚政治则寄予信任。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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