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24日电／5月20日，察哈尔学会“如何判断疫情后的国际关系”线上研讨会召开。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周虎城担任主持人，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于洪君、高级研究员刘宏、江时学、朱锋出席研讨会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就“如何判断疫情后的国际关系走向”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于洪君认为，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覆盖的，不分国界、教育、民族种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以往被学界所忽略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变化，可能是现在呈现在人类面前的一个最大变量。其次，自由主义的弊端在此次疫情冲击中也充分暴露，集体主义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彰显了自身的制度优势和特性。
于洪君进一步指出，无论国际舞台风云如何变化，也无论全球治理体系如何转换，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不会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不会变。第一，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不会改变，只会继续强化；第二，反全球化浪潮难以实现，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第三，人类社会的相互竞争难以避免，这不仅是发展水平的竞争，更是社会制度和治理理念的角逐，而这种竞争在今后也将更加激烈。于洪君将人类社会总结为不同文明形态组成的历史集合体，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是完全平等的，不同的文明形态应该力图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求得和谐的共生。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朱锋认为，新冠疫情将给国际关系带来四大影响。第一，自二战之后70多年自由开放竞争的国际秩序中，科学主义的存在第一次受到了质疑。当人类坚信科学主义能让我们有效抵御灾害性冲击的时候，新冠病毒竟然使全世界变得如此的脆弱无力。
第二，人类需要重新思考基本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真正和科学主义、现代主义、可持续主义联系起来的。人类需要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符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恰恰是国际关系最本质的力量。
第三，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对传统进步主义的批判和反思。过去400年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旗帜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目前，人类过去300年的进步主义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第四，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全球主义造成了严重冲击。朱锋最后总结到，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首先要做好科学的总结和规划，其次要做好心态准备。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刘宏从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走向进行了分析。刘宏认为在未来5至10年内，国际关系的变动趋势将大于其维持原状的趋势。新冠疫情的出现加剧了先前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变局，同时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现象也日益加剧。全球化方向发展、全球化进程和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方案，已然是思考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其次，刘宏不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新冷战”阶段，并就冷战爆发的因素进行了说明，论证中国其实还是希望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多边的机构来解决矛盾和冲突。最后，关于亚太区域的发展，刘宏认为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一地区仍将维持“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附美国”的传统战略。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江时学对目前学界的几个观点进行了批驳。
第一，关于“新冠疫情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说法有失偏颇。任何一种传染病都不会遏制经济全球化，更不会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能消失的。
第二，“全球经济将加速发展，并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的观点也值得商榷。目前，中国还难以动摇美国在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也没有办法在根本上动摇美国在全球化规则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很难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不可能在新冠疫情后马上出现。
第三，“新冠疫情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观点也是失当的。迄今为止，虽然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软实力受到了负面影响，但美国的硬实力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动摇。
江时学认为，当今世界秩序是由多边世界秩序和自由世界秩序两个秩序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虽然在走下坡路，但它的生命力和韧性依然强大。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秩序同样不会销声匿迹。江时学指出，当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做出不切实际的预测，否则将有害于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
（来源：中国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