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6日电／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方面对包括华为、TikTok在内的多家中国高新技术公司实施制裁，据报道美国政府还拟对一些中国互联网应用企业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另一方面，美欧数字服务税争端也在升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发布公告称，拟对价值约13亿美元的法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以报复法国拟开征数字服务税。此外，美方开始对欧盟以及奥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等已执行或正在考虑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和地区发起“301调查”。
面对当前仍在蔓延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有人说一些国家之间围绕高新技术发展的激烈竞争，将破坏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这真是高新技术的错吗？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
新兴技术和相关产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触发器，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就是拜技术进步所赐，没有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在通信、网络、航运等方面的技术发展，一个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人员可以便捷往来、服务贸易成为重要贸易形式的世界，是难以出现的。在此期间，美元也借助全球互联互通的新型支付和清算体系，产生了“货币霸权”，美国还因其在通信技术上的巨大优势，掌握了全球通信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形成了对全球通信的监控能力和“网络霸权”，这是通常所说的“美国霸权”的重要由来。
美国——以及与之有同盟关系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过去很多年间，曾是新兴技术及产业的领先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过，发达国家所推动的全球技术扩散，主要目的不是“先富带动后进”，其中一个重要动力，乃是要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建构更加牢固的优势地位。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就认为，全球化远不只是在商业动机驱动下市场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
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主动帮助欧洲原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后来接受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时期的类似演绎，这也是过去一些年间“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话语的由来。
启程于冷战期间、服务于霸权竞争目的的全球化，在其展开过程中，也在强势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构建了技术、资本与国家的有机互动和回馈，即霸权国家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了政治支持，而资本在带动技术扩散、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为霸权国家巩固优势地位创造了更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
全球化发展的新篇章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力弱化，技术、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晚期以来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现实，它们开始突破曾经有过的政治对资本和技术的驾驭。
这具体表现在：在技术随资本力量的全球扩散中，一些非西方国家因其具有“后发优势”，也逐步储积起不可小视的技术能力和发展潜力；资本的全球扩张，改变了全球化起始之际的资本空间配置格局，新的超大规模市场也在以往的发达国家市场之外被创造生成，这个市场所支撑的新的资本积累与技术生长空间，并不完全受到来自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控制；与此同时，随共同敌人的消失或不再明朗，在全球化初始期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来压制对手的动机和控制盟友的合法性均遭遇缺失，这使得美国不再有动力继续“帮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也使得欧洲国家不再愿意忍受美国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张而对其进行政治控制。还有，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与新兴技术“共谋”，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以往时代国家对资本的节制，使得发达国家不仅爆发金融危机，还在国内造成了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疏离和政治撕裂。
技术发展、资本应用与国家意志这三者间的合作，曾经是20世纪下半叶较长时间内一些国家用以化解自身内部问题和对外塑造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在最新一轮全球化的前半段，强势国家的政治意志主导了资本应用和技术扩展的进程，规制了全球化的路线和强度，但吊诡的是，当全球化的范围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时，进入这一轮全球化的后半程，资本应用和技术发展相对政治意志的“独立”性空前增强，由某一个霸权国家来独享绝对性的技术优势的局面不再可以维持。本是政治权力的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过来却成为了断其臂膀的“砍刀”，这是全球化的动力提供者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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