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的，中美双方都有意为战略竞争设立“护栏”，防止竞争滑向冲突，中美两国正在重建对话机制。美国外交学界也在反思什么样的对话才是有成效的、成功的。
曾经协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组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的杜青丽指出，SED主要是为了把当时美中之间一百多个对话带到一个大伞之下，确定优先议程，促进机构协调，同时在与中国决策机制相一致的高层讨论和解决问题。
杜青丽表示，SED是当时美国整体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并非孤立的对话，但这么大规模的高层对话容易产生要取得具体成果的期望值，但其实这种对话是着眼于长远议题。这种对话的益处在于，在关系紧张时，双方尤其需要信任，要能够与同行讨论。基于SED建立起来的信心，保尔森当年就随时可以打电话给王岐山，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讨论协调应对之策。
特朗普执政后期，美中之间的对话机制几乎全面停摆，更遑论双方有进行对话的兴趣和信任。
卡特勒则认为，SED那样的对话也许在彼时彼事上发挥过作用，但现在双方不需要这种正式的大阵仗的对话。未来双方更应当就特定问题“在雷达之下”进行特定的接触，才会更有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