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按照国际惯例，在口岸加强重点核查和医学检查是防止疫情境外输入和传播的关键。据媒体报道，在口岸防控这一块，目前海关已形成“三查三排一转运”模式，即在检疫筛查环节落实“三查”，严格100%査验健康申报、开展体温筛查、实施医学巡查；在检疫排查环节落实“三排”，严格实施流行病学排查、医学排查、实验室检测排查；在检疫处置环节落实“一转运”，对发现的病例、疑似病例等一律按照联防联控机制转运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妥善处置。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其局限在于对于瞒报还无能为力。如有的入境人员为了规避筛查，事先服用退烧药，其隐患不言而喻。
因此，在对瞒报的制约问题上，法律的威慑不可或缺。上述一些热点案例事后都进入了追责环节，但如何处理，各地的标准不尽一致，对当事人到底是应该进行行政处罚还是入罪处理，坊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此种情况之下，最高法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这份《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有关法律和《意见》，检疫传染病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无论是拒绝执行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排查、采样等检疫措施以及隔离、留验、就地诊验、转诊等处理措施，还是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等方式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涂改检疫单、证等方式伪造情节，都属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意见》又特别强调，对符合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案件，“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把《意见》和上述境外输入案例对照一下很容易看出，《意见》一方面是立足于现行法律，体现了依法防控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有较强现实针对性。
防控成效来之不易，加重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绝不能宽宥。只有口岸防控措施到位，再辅以强大的法律威慑，才有可能让瞒报者的侥幸心理消散。（来源：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