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民党、民进党两大阵营政商关系的演变引发自主社会运动的变化。郑振清说，在整个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进党是以本土工农社会阶层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言人自居的，针对国民党与大企业财团“金权合流”的政商关系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照顾中下阶层利益的财经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利用台湾社运的力量而得到发展。
1990年代后期以后，民进党政客刻意宣扬“本土”对抗“外来”、“台湾认同”对抗“中国认同”的认同政治动员方式，远离了左翼思想和社会阶级动员。陈水扁执政八年间与大企业联手，建立政商寻租联盟，不仅收编了台湾主要工商团体，还大力推行图利于大企业和财团的公营事业民营化。这些做法不仅使民进党与中小企业关系疏远，也失去了很多基层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
郑振清表示，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党内不少青壮派人士提出多种改革民进党的思路，为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的路线调整做了铺垫。因此，2008年以后蔡英文启动了检讨民进党政治定位和路线的改革措施，重建民进党与社会运动界的联系。2014年“太阳花学运”背后的社会力量的集结，为民进党扩大社会基础提供了动力。
第三，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出现分裂，给一般社运染上了复杂的政治因素。郑振清说，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以及整个台湾社会和教育体系对“台湾主体性”的片面强调，都深刻影响了台湾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观。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从此走向分裂。部分激进社运组织“逢中必反”，将“爱台湾”与“中国”对立起来。这些成为台湾社运发展的畸形特征。
最后，郑振清表示，今后，长期来看，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要从松散的经济圈，经过ECFA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与产业合作走向具有两岸特色的共同市场，逐步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目前来看，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需要保持、巩固和扩大这个基础。
他说，多年来，处理两岸事务的切入点是经济，但两岸关系绝对不仅是经济，而且，光有经济政策是不够的。两岸经济合作起来以后的下一步，应该是积极推动两岸社会从交往交流，走向包容合作，实现融合共生，同时避免两岸社会的摩擦和对立。为此，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要继续完善对台经济政策和坚持“一国两制”政治论述之外，还急需调研、制定对台社会政策。
郑振清也认为，新时期的大陆对台社会政策，应该考虑如何对接两岸社会公共政策，包括教育、就业、社保、养老、医疗等政策，如何更好地包容台湾民众的社会发展需求，如何更好地促进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的便利化，如何更好地推动两岸民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融合共生。唯其如此，在两岸政治关系维度上的诸多老大难问题，例如两岸和平协议、两岸政权定位以及政治协商或政治谈判等高难度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社会动能，才有可能顺势而为，向前迈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