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0月5日电／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说，黄芳彦是检察官为吴淑珍脱罪的关键人物。检察官认定：黄芳彦曾“介入”太百经营权之争，且自李恒隆取得不知数额的太百礼券，并花用了约二百二十万元；吴淑珍、陈致中及陈幸妤则“间接”自黄芳彦取得来自李恒隆的礼券，并花用了二十七万七千元。检察官倘若认定黄芳彦涉及犯罪，则吴淑珍也就难逃法网，所以检察官非先为黄芳彦脱罪不可。
检察官在签结理由中指出：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黄芳彦在老爷酒店邀约寒舍蔡辰洋及林华德两方人马见面（奇怪，黄芳彦为何主持这个饭局？），由林华德当场电邀李恒隆到场与黄芳彦见面。更奇怪的是，经过初次见面，李恒隆竟然开始密集地“前后七、八次，每次二、三十万元”地送大量礼券给黄芳彦。
社论说，黄芳彦的解释谓：“原本李恒隆将他归类为马永成同伙，而怀有恶意，为化解李恒隆误解，不让李恒隆感觉我拒人于千里之外，故暂收礼券，后来因有需要，就花用且分赠他人”。李恒隆则说：“去‘总统府’时，马永成相当不客气，黄芳彦友善回应我的抱怨，所以在心理上视黄芳彦为靠山，而主动赠送礼券。”这些供词已足证明，黄李之授受礼券，与太百案有关；然而，检察官笔锋一转，开始为黄芳彦脱罪。
检察官查出，黄芳彦确实“介入”了太百经营权之争；但黄芳彦倘非凭恃其与陈水扁家族的关系，何德何能得以“介入”两大财团的商战？不过，检察官却说，黄芳彦虽“介入”了太百经营权之争，且在认识李恒隆后收受大量礼券；但黄芳彦并非公务员，又未“协助”远东取得经营权，是以黄芳彦明知李恒隆“别有所图”，仍收受厚礼，虽“心态不无可议之处”，但未发现犯罪嫌疑。
检察官说，黄非公务员，故不构成贪渎；再者，黄虽“介入”，却未“协助”远东取得经营权，故亦非李恒隆等之背信共犯，只是“行为可议”而已。这口吻完全不像检察官，而像是黄芳彦的辩护律师。
社论指出，本案其实有马永成、陈哲男等许多官员介入。倘若这些官员涉及贪渎或图利，则黄芳彦及吴淑珍就有可能成为贪渎的共犯。因此，检察官欲为黄芳彦及吴淑珍开脱，首须声明对马永成、陈哲男等的贪渎“查无实据”。只要马永成、陈哲男“查无实据”，因黄吴二人不是公务员，所以不能独自成立贪渎罪。
但是，退一步说，就算不构成贪渎，黄芳彦“介入”太百经营权之争，亦未必如检察官所说，只要“未协助远东取得经营权”，就不构成背信的共犯。因为，背信罪是受他人委任却违背任务，图谋不法利益，造成委任人受损害的犯罪，本案李恒隆和林华德就是被起诉背信罪。亦即，不论是不是公务员，皆可论处背信罪，依法最重可处五年徒刑。如果黄芳彦未积极“协助”远东取得经营权，但消极地为远东排除竞争者，而使李恒隆等人达到目的，一样是构成“背信”的共犯。但在起诉书中，却亦放过了黄芳彦作为“背信”共犯的罪嫌。
社论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检察官一方面说黄芳彦“介入但未协助”，却又在起诉书中说出了另一完全相反的故事：寒舍的蔡辰洋找上吴淑珍，吴交代马永成查证高层有谁介入；马永成“查证”后，蔡辰洋仍摆不平林华德，第二度找马永成帮忙，遂有马在“总统府”约陈哲男、蔡辰洋及李恒隆见面之事；且李恒隆说，马永成当时“相当不客气”。于是，李恒隆转以黄芳彦为“靠山”，并大量送礼券；这明显是欲藉黄芳彦在陈水扁家庭的分量，来压制蔡辰洋；因此，李恒隆、林华德若涉背信，黄芳彦即是共犯。否则，检察官何以认定“黄芳彦明知李恒隆别有所图”？
至远东事成之后，徐旭东不但邀宴黄芳彦，且透过吴清友请见吴淑珍，向“徐旭东认为原属意蔡辰洋取得经营权”的吴淑珍“表达善意”。依检察官查到的事实，黄芳彦“协助”远东成事的“方式”虽与林华德、李恒隆不同，但绝不会因“协助”的方式不同，即可洗脱“背信”共犯之嫌。黄芳彦若难脱“背信”罪嫌，则吴淑珍命马永成“介入”太百案，并在官邸接见蔡辰洋与徐旭东，恐怕也难脱刑责。
但是，检察官却用“不是公务员，不涉贪渎罪”的烟幕，掩盖了对黄、吴二人可能涉及背信罪的追究。这样的切割手法，未免太粗糙了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