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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民国二十七年的“卖妻券”（来源：汪毅夫提供） |
中评社北京7月29日电（作者 汪毅夫）明代末年，以“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名闻天下、名传至今的冯梦龙在福建寿宁知县任上撰《寿宁待志》，书中有关于“典卖其妻”陋俗的重要证言，略谓：“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冯梦龙于此记录了“典卖其妻”的多种方式，典妻、卖妻和租妻，以及续典、续租和改典为卖、改租为卖。这几种方式都以妻子为廉价商品。典妻是免费的，本夫在约定到期须交还典金，而典期内妻子相当于抵押品和典金利息供典夫使唤（包括为其生子）；租妻“三周而满”即租期三年，是为受孕、怀孕、生产、哺育设计的，而“岁仅一金”即一两金花银，不足于购米一石；与典妻、租妻的免费、低租金相应，卖妻当然也是廉价的。
福建寿宁县挡案馆庋藏的“卖妻券”（档案编号023）是“典卖其妻”的证物（图一）。从该“卖妻券”可知，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本夫黄阿赞将妻子龚招琴卖与陈世荣，只得礼金法币10元。在 该“卖妻券”里，在见（见证人）、媒人（中介人）和代笔（书券人）均画圈而不署名，他们将名字“陈四”、“发叔”和“辛女”签写在券之边角。据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陈正统老人报告，“典卖其妻”和经理其事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肮脏的事，一般要在猪圈里为之，所用笔、墨也要弃之。“陈四”等人的署名方式，乃出于避讳甚至避秽的考量。由此看来，冯梦龙所记“不以为讳”应该仅是一时一地的情况。
我也是老人，自幼及长，常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常听得“万恶的旧社会”一语。我想，今之海峡两岸青少年，亦应略知“旧社会”之“万恶”也。
2018年7月28日记于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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