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层面看，“民主协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关键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决定国家统一、建立新的宪制秩序的重大历史关头。1946年1月，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无党派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共同纲领》。由此可见，作为民主协商平台的政协，在“旧中国（中华民国）”与“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扮演了承上启下的纽带性、兼容性角色，对今天我们推动两岸政治谈判、解决当前两岸政治问题、结束两岸政治对立具有启示作用。
从现实层面看，作为近七十年来“民主协商”的制度实践，“协商民主”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不仅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是中国人民在结合自身国情的民主实践中走出的新道路，为人类政治发展做出了新贡献。“习五点”中“两岸的事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关协商民主的段落中也提及“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可见“商量”二字正是体现出了协商民主的精髓和要义。
综上所述，理解“习五点”中提出的以民主协商方式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不仅要将其视为未来两岸解决政治问题、推进政治谈判的路径、平台与可行的制度安排，也要结合协商民主本身的价值内涵进行理解和把握。过去，在谈及两岸如何通过谈判结束政治对立的问题时，有学者曾建议，两岸当局或授权团体可先通过平等谈判达成协议，再经由各自相应程序予以确定、实施，但岛内主要政党均提出以“全民公投”为藉口设置了高门槛，让两岸政治谈判束之高阁、裹足不前。而“习五点”中有关民主协商的重大倡议，就是今后两岸解决政治问题的“破题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