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月12日，在天津市大中小学“抗疫第一课”专题报告会上，张伯礼院士为天津市师生讲抗疫思政课。他说，中国抗疫斗争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背后是我们的体制优势。中西医结合救治，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亮点。（人民网图片） |
如果说“港版国安法”就如同是西医研制的疫苗、特效药，通过法律来精准打击，填补香港国安漏洞，维护香港长治久安。
那么也应思考如何以中医思维“扶正以祛邪”，通过提升自身免疫力，与“乱港、祸港”的“病毒”作斗争。当然推动“港版国安法”也是为了更好地“祛邪以扶正”。
就在全国两会推出“港版国安法”的同时，香港再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看来让不少港人理解、认可中央立法还需时日。而要让港人理解、认可，根本上是要提升港人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重新认识。人心回归就是维护香港长期稳定的中医思维。
今日香港人口主要构成来源于历史上数次大规模逃港浪潮。1949年前后为躲避国共内战，以及建国后为躲避政治运动的内地移民，是今日的香港人口的主要来源。时至今日香港街头白发苍苍的老人家，仔细问来不少都是当年为避难来港，甚至不少是在特殊年代，冒着被边防军击毙和被海水吞没的危险，抱着篮球内胆游水而来。
身世决定了香港人天生有恐共基因。如果说老一辈出生于内地的香港人，即便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遭遇而反共、恐共，但他们仍与内地有着切割不断的血脉联系，以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而在本土出世、长大的新世代，则较难对内地仍含有一份脉脉温情，甚至从上一辈恐共、反共的基因中变异出“极端本土”，乃至“港独”的新型病毒。
被毛泽东在著名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名批评的钱穆，在1949年鼎革之际选择南渡香港，他在风雨飘零的年代，“手空空、无一物”创办新亚书院，以期在香港这个殖民地里为中华文化保留血脉。
“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和商业化的都市，我们所以要来讲中国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的前途，就是认为我们的前途寄托在国家民族的前途上。假若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请问我们做人的理想、事业、希望与意义价值，又将在哪里？我们坚定信仰中国文化有价值，它决不会使我们无价值。”钱穆于1962年在《我和新亚书院》一文中这样写到。
而今日走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公告板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恐怕并不乏“极端本土”，乃至“港独”文宣。曾以“支那人”辱骂内地同学的中大学生会前会长周竖峰，正是新亚毕业生，他甚至大言不惭自称继承了钱穆和唐君毅的先师遗志，立命文化抗共。哀哉！名为抗共，实为反中。竟丝毫不见其作为中国人的同胞物与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