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由于事先没有预案，各国政府迄今为止释放的各种应对之策不可能做到一一精准。有的甚至是带有强烈利益偏好的政策刺激。在信贷扩张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信心主要支撑的后工业化时代，发达经济体货币管理部门承担的角色越重，就越意味着债务风险的累积。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世人带来的严重教训就是：在实体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同步提高的情况下，一国如果持续推动金融深化乃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天量的信贷扩张来支撑，最终会对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偏偏这些年来，全球实际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泡沫和风险积累，不少大型经济体跌入“债务驱动型”增长陷阱。而宏观经济学早已证明：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本质上都与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资本回报率显着下降密切相关。如果大量信贷和货币创造继续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与技术研发，则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将为期不远。
新冠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终将过去，但美联储开具大额救市与救助支票而超发的货币很难快速收回。对其他大型经济体而言也是如此。因为经济体系或曰经济生态系统，与人体一样，是不能被经常刺激尤其大规模刺激的，否则一定会发生功能性紊乱。有远见的经济决策者不会不知道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穿透力。罗默的研究表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而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已证明：罗默的新增长理论不仅能解释诸多经济增长现象，而且能促进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型。
文章指出，尽管内生性增长理论的诸多政策建议在眼下看来似乎缓不济急，但事实已经证明：全球经济在2008年至2014年间取得的复苏成果，本质而言是内含巨大不确定性的复苏。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并未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放在检讨既有增长模式的缺点并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而主要依靠信贷投放获得表面繁荣。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定要依靠技术内生性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显着提升。而经济金融化与债务安排从来都是双刃剑，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力。
正如经济危机是由一连串事件引爆的一样，各国期待的经济复苏也需要一连串重大事件来激活。摆在全球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在未来半年内消除新冠疫情这个重大不确定性，并以精准的政策投放激活微观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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