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6日电／逻辑力应该优先于强制力。如果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应该首先着力于解决逻辑问题，而不是着急寻找强制力来粗暴解决问题。
一直以来，知识产权问题在大众舆论场上好像没有太多的争议，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版权、专利等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够保护和鼓励创新，才能够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和突破。
而与这种广为人知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在法理学界和经济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对知识产权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能够达成共识的看法是，知识不具有可排他性。就是说，知识一旦公布，任何人都有可能利用它，可能是自己使用，也可能是用它来谋利。
所谓“排他性”，是指一类物品或者财产归某个消费者拥有并控制，就可以把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外，可以阻止其他人使用该物品。 比如一个苹果，你吃了我就没有了；一本书，你拿走了我就没有了。
一本书具有这样的排他性，而书中所蕴含的知识本身却不具备这样的排他性，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针对知识本身这样的“不可排他性”，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推理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知识具有“不可排他性”这样的特点，所以才需要国家层面来制定知识产权法来实施保护，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才能够维持市场秩序，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创新和生产过程中来。比如典型的专利保护制度，采取以保护换公开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知识本身这种“不可排他性”是一种自然属性，这种属性本身并不会造成对知识本身利用上的分歧和矛盾，所以导致知识本身既不能也无需界定其“产权”归属。通过法律手段来强行界定某些信息的权利归属，恰恰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困扰。
比如典型的商标抢注问题，很多人注册商标并不从事相关实际产品的生产，却可以在别人需要商标的时候向别人索要商标使用费。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许多知名品牌不得不进行一些防御性商标注册。比如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持有2064个商标，除了“五粮液”之外，还注册了“六粮液”“七粮液”“八粮液”等等；可口可乐注册了“雷碧”、老干妈注册了“老干爹”、阿里巴巴注册了“阿里爸爸”等等。
由此引发的官司更是数不胜数，占据了大量司法资源。随着各地对知识产权部门的建立和完善，相关行政资源的投入也在加大。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看上去执法力度和范围的加大，是一种法治的健全和完善，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反对呢？
其中其实有两个隐藏的逻辑悖论，需要非常仔细地进行辨析。
第一个悖论：任何产品都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知识，如果我们强调对产品产权的保护，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对其中知识的保护，为什么需要单独设置一个独立的知识产权？
第二个悖论：任何知识都无法脱离具体的产品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知识必然需要经过一定的载体才能够得以传播，那么对知识的保护必然无法离开对具体产品而实现，那么又回到第一个悖论，为什么要设置一个的独立的知识产权？
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说的是知识产品的保护，不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但问题是，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我们人类对外界信息的编码。当我们看一本书时，我们识别并接收了书上的内容，然后在我们自己大脑中重新进行编码，才形成我们的知识。
每一个知识都是我们对外在信息的重组和认识，这个过程必然涉及到知识产品，也必然涉及到这个产品所蕴含的内容本身。而在这个产品所蕴含的知识成为我头脑中的知识的过程中，只要产品的产权是明确的，理论上就不会有知识产权上的矛盾。
比如我购买了一本书，书的产权是明确的，我看完了书之后，书的内容进入了我的大脑，成为了我的知识储备。这个过程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我后面用我的这个知识储备做什么。
我如果用来课堂教学，同一本书同样的内容，我把这些知识以教学服务或者朗读的方式传授给了一百个学生，每个人收费一百元。另外一种形式，还是同一本书同样的内容，我把它印制成册，以复印成册的形式卖给学生，每个人还是收费一百元。第一种方式，我的形象是一名教书育人、传播知识的园丁。而第二种方式，我的形象则是一个偷印书籍的盗版商贩。
暂时不考虑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从传播知识本身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并没有逻辑本质上的不同。第一种情况学生听我讲课或朗读可以不买书，第二种情况学生买的是我的复印版，两种情况都没有让正版书籍和作者赚到钱，但对我的评价却是截然相反。这恐怕也是一个逻辑悖论。
有人认为知识产权不同于知识产品，有其特殊性，所以需要借助国家强制力来保护。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逻辑力应该优先于强制力。如果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应该首先着力于解决逻辑问题，而不是着急寻找强制力来粗暴解决问题。如果不先解决逻辑问题，那些不讲逻辑的粗暴手法，恰恰是在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张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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