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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7月30日电／整整100年前的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透过一个“狂人”的视角，揭开一个中国封建制度“吃人”的时代，连孩子都适应“吃人者”的角色，发出一声“救救孩子”的疾呼。
美国《侨报》7月26日载文《为了孩子 中国应重塑医药监管体制》，文章说，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呼吁中国社会“救救孩子”。能够引发举国关注，幷能延烧至海外的舆论事件，大都与孩子相关。犹记得，十年前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犹记得8年前山西“假疫苗致残致死案”; 犹记得，连年来幼儿园频频曝出的“虐童案”，最近这一次，仍是和疫苗有关。
7月15日开始，吉林长春长生生物在一周内被曝两次疫苗问题，一次是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另一次是其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因“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被罚款。 随后一篇《疫苗之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舆论影响空前。
疫苗本来是用来救命的，如今变为直接或间接害人的工具，何况受害者是无辜幼子，让原本脆弱的社会信任再次到了冰点。也让更多中国的家长们陷入了更深的精神焦虑与健康焦虑中。当然，已有大陆权威专家称，这批有问题的疫苗是因为有效成分不够，所以本身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最大的风险是会导致失效，即无法预防该预防的疾病，但对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言，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滥觞，最大的风险是会导致社会撕裂，政府公信力损耗。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在近年来从三聚氰胺奶粉风波到最近的“瘦肉精”事件都暴露出，从食品到药品，政府参与管理的部门不少，但监管的漏洞和缝隙似乎越来越大，以至于民间产生了“都在管，都不管”的非议。造假是社会恶疾，在事关国民生命安全的领域造假，是恶中之恶；造假产生的社会性后果，如对社会信心的伤害，早已远超个案本身而成为撕裂社会的利刃。
资本的逐利本性天然地要用最小的成本追逐最大的利润，这也就使得造假成为一个重要选项。在没有充分监管与法律规范的场域内，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纯粹用道德理性来规范所有行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