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10日电／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主要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一遇之大疫情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格局。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文章表示，国有企业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应发挥顶梁柱的作用，其关键着力点在于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施补链、扩链、强链，为全球提供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美欧日等经济体都通过降息和“印钞”增强流动性，但客观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全球产业资本流入中国的速度将加快，帮助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国有企业一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二要围绕全球产业链协同，在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四大经济圈，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三要加快建设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四要尽全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和物流链稳定。
第二，核心产业要加快技术攻关，积极填补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因疫情大规模隔离和封闭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总需求和总供给“双降”，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供给会出现空缺。中国国有企业要尽可能快地走出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是推进“两新一重”，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在补齐交通运输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以改革创新促增长；三是不能大水漫灌，加快形成关键产业链领域的集群优势、规模优势和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风险的能力；四是加快国际产业链高端的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形成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化产品，填补因经济停滞而出现的国际产业链高端空白。
第三，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培育中国“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中，地理临近效应使得本土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更容易获取领先用户、细分市场等需求信息。这样一来，一部分国有企业就可以通过掌握领先用户获得先行者优势，实现从供应商角色到发包商角色的转换，以及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被俘获者”到国内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转型，同时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抓住细分市场的商业机会迅速填补市场缝隙，并在这些细分市场上精益求精，最终成为行业中的“隐形冠军”企业。
第四，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的纵向分工或将趋于缩短，进而导致跨国技术溢出减缓、贸易一体化规模收缩。在这种内向化的演变趋势下，产业集群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联系有望得到改善。实际上，产业集群是市场经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演化的结果，应当发挥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500强大企业优势，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若干产业集群与国家创新体系形成对接，使之成为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第五，积极发展新型消费，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中国消费市场呈现长期稳定增长特征和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态势下，一方面要稳固好传统消费，另一方面要鼓励发展以网络购物和网上服务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国有企业要积极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促进传统销售和服务由线下试水线上，进而实现转型升级；要加快拓展时尚消费、定制消费、信息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增加健康、养老、医疗、文化、教育以及安全等领域消费的有效供给，激发全社会消费活力。通过深入挖掘消费新动能，以夯实内需基础。
第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
第七，以国企改革为动力，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激发内部动力，让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外部环境处于被动局势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内部大市场的潜力，发挥国内各项资源要素的积极性，这才是构建并保证双循环体系顺利运营的充分条件。既然对外开放受到了阻力，那么对内改革应该更加深化，更加坚决。按照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落实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实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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