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电影原型、24年骑行50万公里寻子的郭刚堂终于找到了儿子。生活比电影更富有戏剧性，电影都不敢给出的圆满大结局，在生活中奇迹般的实现了。不过，生活也很复杂。找到了儿子，对于郭刚堂，他的儿子，以及当年买孩子的养父养母，却是另一段漫长而纠结的人生的开始，对他们而言，都不会那么容易。
对公众而言，这是社交媒体上又一场争论、撕裂的新话题。很多人对郭刚堂的儿子选择和“养父母”继续生活在一起而郭刚堂表示“就当是多一门亲戚”不满意，认为公安机关应该追究养父养母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郭刚堂儿子的选择其实非常正常，那是24年养育之情的必然结果。而郭刚堂选择不追究，是岁月积淀的人生阅历与智慧告诉他的最好选择，这里面，既有宽恕与包容，也有无奈。
但对公安机关来说，是否追究，则是纯粹的法律逻辑推导。
首先，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提出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郭刚堂的儿子被拐卖发生在1997年，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问题。
《刑法》还有追诉时效：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但是，追诉是指没发现、没报警的情况，一旦报警就不存在追述时效问题。郭刚堂当时是报了警的。所以，理论上，养父母承担刑责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没有问题，又属于公诉案件，那么，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就是依法执行的问题，这与公众情绪如何没有关系。
社会情绪对法治的影响一直很大，“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话语在法治史上屡见不鲜。很多时候，社会情感成为更严苛立法的推动力，而在另一些时候，社会的宽容之心又会阻碍执法。刑罚的作用就是威慑，它既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复仇之心，也不该用来满足公众的宽容之心，刑罚有着自身的目的与原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