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统合
我们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人民利益的经济与贸易便捷化与无障碍化均应表示欢迎，但是仅有贸易便捷化并不能够带来政治上的认同整合。以两岸是否要签署“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ECA）或“经济合作架构”（ECFA）为例，虽然这是一个对台湾有利的协定，但是台湾内部即有担心被大陆经济控制或消化的疑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本来就存在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逻辑，小的经济体在与大的经济体互动时，往往会陷入如何不被吸纳、依附的困境。对于欧洲的小国而言，如何透过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制度安排，远较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公平竞争更符合本身利益。因此，1960年成立的EFTA内几乎每一个小国，包括英国自己最后都选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离开自己所创立的欧洲自由贸易协会。对于欧洲大国而言，如何经由共同体与小国分享权力，也是凝聚整个欧洲认同、创造欧洲集体利益的必要决定。
仅仅是自由流动，对两岸均有不足之处。对台湾之不足在于有可能失去政治自主，因而两岸重迭认同并不会因经贸互动频繁便捷而强化；对大陆之不足在于倘经贸交流不理想，更加深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不信任。因此，“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具有“共同体”（community）性质的两岸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而非仅是贸易便捷化或自由化的共同市场，方是上策。
推动两岸共同体可以从简到难，逐步进行。除了长期呼吁的“两岸经济共同体”外，举例而言，基于近来两岸对于食品安全多有疑虑，而引发了不必要的政治争议，可以由两岸共同成立“食品安全共同体”，由双方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以后行销至两岸的相关产品必须经由此一两岸共同机构核发通过检验标准文件，在产品上印有“合于标准的图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是任何一个统一国家不可或缺的制度，目前全球在一些相关产品上已有统一的标准，两岸基于“与民谋利”的精神为两岸人民把关，相信可以得到广大共鸣，而这也将直接强化两岸人民对于“共同体”的信赖与需要，对于强化彼此认同会有很大助益。
（四）身份认同
身份本即是“认同”（identity）的同义字。基于历史因素，两岸目前各有其政治上的身分归属。即使大陆对台核发“台胞证”，也是等于同意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不同，一种“他者”的认知随着不同归属而日渐强化。为了建立两岸间的“身份认同”，“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人民在现有认同之上的第三认同，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中国人）的认同，促成“中华卡”（Chinese Identity Card，简称“华卡”或“C卡”）的实现，两岸政府可以在审核后核发“中华卡”，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均可持该卡，免签证进入另一地区，并享有一定的权益。基于两岸人口、幅员差距，台湾方面的忧虑可以理解。因此可由中国大陆率先推动。在“台胞证”外另发行“中华卡”，或考虑以渐进方式取代“台胞证”。“中华卡”的发放可以推展至港、澳地区，甚而包括全世只的华人。
持有“中华卡”代表着整个中国的认同。笔者在前一期（三月份）《中国评论》月刊〈论两岸与中国关系〉一文中，曾提及“同一性理论”一词。中国大陆如果在宪政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为同一，那么亦应接受任何认同“中国”，但是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者，均应拥有身为中国人的权利。
两岸政府目前的宪法均是“一中宪法”，主张与中国为同一，因此，“中华卡”的发放完全合乎宪法。至于“中华卡”可享的权益，容以后再讨论。先提出一点，如果两岸政府在政治上可以容许（宪法上没有问题），“中华卡”甚而可以扩展至政治上的参与。
“中华卡”制度的推展对于两岸认同的巩固，与全球华人认同的建立，将产生关键性的重大影响。如果在权益上扩展到政治领域，它将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可能在政治市场上对外开放（目前两岸政治市场均是封闭，即只有持自己国家护照者能参与国家治理）的一个选择。想想看，在春秋战国期间，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寻求治国机会；卫国人卫鞅至秦国为相，在周天子的世只无国籍之差异（周天子时代的政治市场是以文化民族为基础，当代的政治市场是以国籍为依据）而也因此，秦国卒能强大。未来持“中华卡”者，虽持他国护照，亦可为两岸政府合法贡献，不受“单一国籍”之限制，两岸政府如此可广纳天下英才，共同为中华民族而努力，这不是一个足资传颂的美谈吗？
“有容乃大”是中华民族的古训，社会愈是开放、民族愈能包容，民族与国家愈易壮大。中华民族在全球拥有无数人才，两岸政府谁能够对其开放，谁将优先获利，如果两岸共同开放则是巩固共同认同的最有意义抉择。
（五）安全认同
目前两岸政治上的争议之一在于台湾方面质疑中国大陆为何不放弃武力犯台；大陆方面则质疑台湾从来没有放弃走上台独的可能。面对这个问题，“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和平阶段化与相对化”的概念与政策。“阶段化”意为两岸安全宣示以四年为一期；“相对化”意为在台湾领导人正式做出“四年任内反对台独”的宣示，大陆领导人也做出“四年内放弃武力与武力威胁”的保证。“两岸统合学会”将呼吁与推动“两岸和平相对化与阶段化”，以逐渐解决彼此的疑虑，为双方建立友好互信创立基础，以达强化彼此认同之功（至于这一相互的宣示与保证需不需要、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客观的查证机制，以免纷扰，这当然可以容后讨论）。
在讨论政策过程形成中，有“制度论”的学说。“制度论”可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三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在中国大陆的眼中，战争与台独是同义字，因此基于安全与稳定，台湾必须理性地放弃台独选项。“社会学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当追求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认知，一种习惯时，没有人会尝试挑战这种论述，人民会自然而然地因为避开战争，而选择放弃台独。“历史制度主义”告诉两岸，当“确保和平”已经成为一个行之多年的政策时，人们也不会再尝试选择另外一种未来不确定的政策。这三种制度理论，都告诉我们一个有正面结果的答案，即只要“两岸和平阶段与相对化”一开始启动，两岸和平的大门就打开，而再也不容易关上了。
在台湾内部，我与黄光国、谢大宁等教授曾共组“民主行动联盟”，在2004年开始推动“反6108军购”时，即同步发展“两岸和平论述”，当时并由七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共同联名发表。2005年起，提出台湾应建立成为“台湾和平岛”的论述，以“和平主义”寻求两岸和解并节省经费用以发展台湾，而非依附强权，以购买军购交保护费的“乖乖主义”（扈从主义）方式追求台湾的真正安全。未来“两岸统合学会”仍然会持续此一立场，继续推动。
（六）国际参与
如前所述，两岸认同的开始转折与断裂就是起因于1993年李登辉先生推动重返联合国开始。众所周知，无论是“重返”、“参与”或是“加入”联合国，牵涉到国际政治的现实，绝非台北一厢情愿即可。这一个议题之所以在台湾历久不衰，即使马英九先生获得执政，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退缩，显示出“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的确是台湾人民的一项需要。但是，对有心政客而言，此一议题的不断炒作，将可有效将中国大陆塑造为一个打压台湾主体性的“他群”，进而拉开两岸人民的认同。我们虽然对于政客们利用此一议题操弄认同不予苟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存有高度的操弄利润。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两岸认同将长期受制于政客的操弄，很难真正的建立。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两岸能够在国际参与问题上找到解答，将有助于彻底地解构台独人士利用“悲情”的可能。
北京方面当然也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愿意在台湾参与世只卫生大会（WHA）事情上让步，胡六点就已经做了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但是这种仅是同意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而不提“参与国际组织身分”的方式，是否能够满足台湾人民的需要，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否能够防杜政客们操弄此议题？答案想必不乐观。但是在北京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上，又不可能接受台湾以正式会员参与国际组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两岸统合机制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参与国际组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与主权国家参与；另一种可以容许主权以外其他国际法人参与。我们暂且不创造国际法，也不自行分类，就用欧盟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来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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