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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中国历代人均耕地面积（西元2年-188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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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新中国乡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和第一产业劳均耕地面积（1952-201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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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乡村农业劳动者的年龄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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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时间自然推进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数量及年龄分布变化模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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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基于CLDS资料的农业劳动者数量及劳均农地面积变化模拟（2015-2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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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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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中国乡村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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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城镇按行业分的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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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城镇失业人员结束上一份工作原因构成 |
中评社╱题：中国共同富裕目标下小农户发展问题 作者：陈奕山（广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研究院研究人员；李庆（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本文通讯作者
【摘要】历史上和当下大多数中国乡村农户个体的资源非常有限，小农户中的劳动者只能通过进城务工或者在村从事小规模、低附加值农业的方式获得较低水平的劳动报酬。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基本底盘仍在于乡村广大小农户，由此，推动实现实质性共同富裕必然要求合理整合和扩充乡村小农户的资源，突破一家一户有限资源所造成的发展制约，帮助他们增加劳动报酬。迈向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
一、引言
在新时代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合理路径，更注重开展哪些方面工作？这是亟需严肃回答的现实问题。在过往一段时期的市场化环境下，城乡、区域、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的发展差异趋于扩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人口从乡村往大城市、从中西部往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普遍提高人口的产出率，并扩大面向转移人口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考虑近代以来全世界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趋势，这样的思路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的思路是高度理想化和简化了的，回避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中国的大城市真的能够迅速容纳下巨量的乡村人口吗？大城市能够给各类群体（包括有劳动能力的中老年群体）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吗？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够快速实现吗？现实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市场化环境下大量乡村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状态并不稳定，大量乡村转移人口在获得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服务存在诸多困难，许多人还要藉助产生于乡村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生存。乡村劳动者在城市就业（如果能够实现就业）的产出和收入的确更高，但其家庭的生活成本显然也比乡村高得多。也就是说，这一高度理想化和简化的思路虽给人以美好期待，但一旦联系到现实约束，就可发现它并没有给人提供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任何实际指引。这样的思路实际上也无法应对收入分化的趋势，原因在于市场机制的扩散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扩散效应能否有效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都存疑。单一的市场机制看起来更多地“奖励”已占有资源优势地位的人，“惩罚”资源弱势群体，基本趋向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还要考虑到，在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社会关系背景下，乡村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增强，此时突出这样的思路甚至是鲁莽的。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居于前列的大国，自古有大量人口和小农户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样的历史现实条件下，人口从乡村往大城市或某些地区大规模集中必然难以速成，而是要经过极为复杂的过程，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供给要匹配适应这一过程，也必然只能依靠持久的经验积累。在此过程中，很多人还要依靠在乡村从事小规模生产取得收入，无法迅速彻底地从乡村“拔根”出来。这就意味着，政策不能单一地谋划在城市的地域范围内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而要注重推动惠及广大小农户的共同富裕。
二、中国乡村农户持有资源总况
梳理中国乡村农户个体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讨论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农户生产就业状况，才能够有针对性地思考改善的方式和路径。
（一）土地、机器等有形资源
对于农户而言，最重要的土地资源是农地。根据梁方仲整理的资料，汉朝以来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超过30亩。而且，人均耕地面积较高的时期多是大规模战乱引致人口大量减少的时期以及随后的缓慢恢复期。所谓“承平”时期人口数量增长，小农生产经营的特色不断强化。到清代晚期，由于人口数量快速上升，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不足3亩（2.41亩），即一个5口之家，家庭总耕地面积约只有12亩。
新中国延续了历史上人均耕地面积低下的特点，而且，由于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长，人均耕地面积甚至进一步下降。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进程显着和快速推进，大量人口转移出农业，但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相比历史上的水平并没有提升。根据公开统计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中乡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和第一产业劳均耕地面积都小于10亩。虽然2007年以来户均耕地面积和第一产业劳均耕地面积都有所上升，但2016年户均耕地面积也只达到11.46亩，仍然小于清代晚期5口之家的平均耕地面积（12亩），而当年农业劳均耕地面积仍然不到10亩。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之后，乡村农户的农地资源拥有量都非常少，且这一特征在近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变。我们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资料来进行说明。图3根据CLDS资料描绘了2015年的务农人口金字塔。图中显示，务农人口的年龄分布呈纺锤形，农业劳动者集中在1940-1975年期间出生，即40-75周岁年龄段人口，年龄小于40周岁或大于75周岁的农业劳动者很少。看起来中国乡村劳动者世代为农的稳固传承模式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非农就业成为年轻劳动者的首选。
图1：中国历代人均耕地面积（西元2年-1887年）
资料来源：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3页。
图2：新中国乡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和第一产业劳均耕地面积（1952-2016年）
资料来源：耕地面积资料，2008年及以前年份资料来自《新中国六十年农业统计资料》，2013年资料来自《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2012年资料来自《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4 年资料来自《2015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5-2016 年资料来自《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乡村人口和户数，2009 年及以后年份资料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5》，家庭户人口规模资料来自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2009年及以后年份资料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75年及以前年份资料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3：乡村农业劳动者的年龄分布
注：资料来源于CLDS2016年调查资料。样本为2015年不小于16周岁且2015年到调查时点以农业作为主业或兼职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共计6130人，其中男性3090人，女性3040人。
但是，即使年轻农业劳动者数量已经不多，中国乡村仍有大量中老年农业劳动者，这使得劳均耕地面积仍将很低。未来一段时期农业劳动者数量和劳均耕地面积将如何变化？以下建立一个农业劳动者年龄结构模型并对2015-2035年期间农业劳动者数量及劳均农地（包括耕地）面积的变化进行模拟预测（图4为模型示意，图5为模拟结果）。
图4：时间自然推进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数量及年龄分布变化模拟
图5：基于CLDS资料的农业劳动者数量及劳均农地面积变化模拟（2015-2035年）
注：各年劳均农地面积=2015年调查户农地面积总和÷各年的农业劳动者数量。2015年调查户农地面积总和为52509 亩，其中面积缺失值用样本均值替代后再进行加总，农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果园、草场、鱼塘等。
模型说明如下：图3显示当前大部分农业劳动者集中于40-75周岁年龄段，据此假定，在“四十而不惑”的年龄，劳动者务农与否的状态不再出现变动，即劳动者如果在40周岁选择了务农，则除非因年龄增长导致身体机能老化、不便从事农业耕作，否则不会完全退出耕作。同时，考虑到小于40周岁以及大于75周岁的农业劳动者数量占比很低（见图3），简单假定耕地只由40-75周岁年龄段的农业劳动者耕作。根据上述假设，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取决于每年有多少人因身体机能老化或超过75周岁而退出耕作，也取决于有多少“新增”的40周岁乡村劳动者加入农业耕作行列。对于前者，简单假定农业劳动者在超过60周岁以后，每增加1岁则退出耕作的可能性提高11.7%（依据在于，根据图3并计算可知在1940-1955年期间出生即60-75周岁年龄段的农业劳动者，每增加1岁则人数相应下降11.7%）；对于后者，简单假定每年新增的农业劳动者数量等于2015年25-39周岁年龄段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均值，即57人（根据图3，此年龄段内每一年龄上的农业劳动者数量在57人左右）。这一模型隐含假定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不会出现因非农就业机会快速增长而引发新的劳动转移潮的情况，老年劳动者也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快速退出农业耕作行列，可将这一模型视作时间自然推进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数量变化的基准观察模型。
根据图5的类比结果，农业劳动者数量的下降速度是139人/年（约是模拟初始年份即2015年40-75周岁农业劳动者数量——5104人——的2.7%），劳均农地面积以0.62亩/年的速度上升（约是初始劳均农地面积10.29亩——接近于2016年全国户均或劳均耕地面积——的6%）。到2035年，40-75周岁农业劳动者数量下降至2322人，约为初始值的45.49%；劳均农地面积上升到22.61亩，达到初始值的2.2倍。由于上述模拟不考虑年龄小于40周岁或大于75周岁的农业劳动者，并且纳入了耕地以外的农地类型，因而实际上低估了农业劳动者数量并高估了劳均耕地面积。但模拟结果依然清晰表明，到2035年中国农业劳均耕地面积仍会很低。因此，至少在未来十多年，中国乡村农业劳动者数量仍然充裕，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资源仍然极为有限，“有地无人种”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
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乡村人均机器资本同样极为有限。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2016年中国各类型农机数量规模庞大，但平均而言农户每户只拥有0.12台拖拉机、0.06台耕整机或旋耕机、0.06台排灌动力机械，每户平均拥有的播种机、联合收获机、机动脱粒机都不超过0.04台。总体来看，一台农机要服务数十户以上的中国农户。绝大多数中国农户并没有多少机器等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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