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9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儒，王船山不仅学问博大宏深，视野开阔，而且与一般的经学家或理学家不同，无论其本人的诗文写作还是诗话文论，对于诗文艺术问题都能自成体系、洞彻幽微。“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王夫之《诗广传·召南一》，下引船山著作不再标注作者）是船山在《诗广传》当中提出的一个经学问题。但“函情”及与之相关的概念系统，船山在诗话文评当中也经常使用，如果细加审度，可以发现这在船山并非偶然随意的借用，其经学意义上的“函情”说，与狭义上的诗学文论并非全不相干，而是《诗》学与诗学内在贯通的理论体系。
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背后，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经学思想系统。但到魏晋时代，已经有“诗言志”（《毛诗序》）与“诗缘情”（陆机《文赋》）的对立，经学观念系统似乎已经不能充分地囊括与解释文学现实。后来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不断有“原道”“征圣”“宗经”之类的要求，但对于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似乎关注不够，或不能具体化为艺术标准与操作技艺。而皎然、司空图、严羽以来的诗学理论所渲染的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艺境地，又在理论上走向另一极端，使得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都成为不可理喻的神秘之物。到了明清时代，诗文等传统文学体式走向衰微，明代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弊端，清代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的问题，归根到底，大体是对于文学创作机制与文学情感、文学经验本身理解的简单化、抽象化、粗鄙化、神秘化所致。
船山的“函情”说既然是经学问题，那自然是以圣人和《诗经》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它形成一个认知与价值评判的层级：圣人“达情”之文，是理想性、理念性的价值标准；而君子修文“函情”，则包含着实践性、操作性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维方法。圣人达情之“文”，其极致就是礼乐教化、典章制度之“文”，它是天下人共同遵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文明秩序，也是情、文之间密合“无畛”的典范（《诗广传·召南一》）；君子修文“函情”，可以与狭义概念上的诗文相互因依、相互融通。但船山不是在简单复古或者调和，而是力图以其宏阔开张的思想格局与创造性的思想突破，将这两个层面贯通起来：正是“达情”之文的经学化的理想价值标准与开阔理论界面，构成“函情”说背后的认知背景与问题性格局，指向了有关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情感、文学经验之现实构成与复杂机理的辩证的、具体的理解方式。
在这种被船山重新激活的儒学或经学的现实性与社会性文学视野当中，文学创作主体与文学经验，自然不能是“小人一往之喜怒”（《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的结果，但即使是在艺术创作与诗性造境当中，也非一个抽象、神秘的主体性，而仍然是现实的、社会性的存在。这导致文学情感与文学经验本身，需要具有公共性基础与多维立体的复合性构成：“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为期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动焉而不自待着，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诗广传·邶风九》）。志、意、情、欲，都不宜作抽象凝视与割裂理解，“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诗广传·邶风九》），所谓的“私”与“小”，指的不仅仅是观念视野，同样也是孤立、抽象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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