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限治堵 治堵方案公车免责？
1、拿私家车开刀 治堵板子打在民众头上
此次北京市出台的治堵新政，从“建、管、限”三个方面构建了交通拥堵整治体系，其中将治理重点放在了“建”、“管”两方面，这一思路被业内人士所赞同，也被认为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正确方向。但按照实施细则中的解释，“本市将继续实施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和黄标车限行规定，加强外埠进京车辆管理，有效减少中心城高峰时段交通流量。必要时，实施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北京《法制日报》）
有不少人对北京市限制汽车消费的措施提出质疑，相比于限制私人消费，为何对使用频率更高的公车却很少提及？曾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咨询师的贾新光认为，限行措施有让私家车对公车让路之嫌。“北京市的公车每年行驶路程高达5至6万公里，而私家车仅仅为1至2万公里，在这一点上，北京市的交通治理是再度拿私家车开刀”。这显然无法让民众信服。（北京《中国汽车报》）
许多人说，城市道路拥堵是由于城市规划缺乏前瞻性所致；有人认为，这是公共交通不发达、公共交通设施落后的缘故；还有人称，这是私家车太多造成的后果……即便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也不妨想想，城市规划、公共交通以及汽车产业都是谁在制定相关政策，又是谁在负责协调和发展的？不言而喻，从路口的红绿灯到整个城市的交通规划，背后都有一只政府的手。那么，但凡红绿灯设置不合理、交通规划滞后、公共设施不完善等等，是不是体现了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部门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却把责任都推给了老百姓。不管是限行、限购还是提高停车收费、征收拥堵费，板子全打在了老百姓头上。（上海《新闻晨报》）
2、限私不如限公 公车乃是城市治堵“顽疾”
公车改革屡遭搁浅是车满为患和城市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料显示，公车是城市车流中重复使用率、空置率最高的车种，对于本来就紧张的城市道路资源而言就是巨大浪费。保守估计北京的公车有70万辆，占机动车总量的15%。尤其是治堵的价格杠杆对公车没有效力，特权车甚至对惩罚性的经济调节措施都不敏感，它们成为治堵中的“顽疾”所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时，北京封存49万辆公车，交通状况即刻好转。可见城市治堵在追求效率时，必先要整顿好公车这个关系全局的障碍。（广东《南方都市报》）
综观治堵措施，各机关、部门公务车辆的编制、数量、牌照号码等，都应在册、公示，每月加以考核，考核结果也应及时公布，以便舆论监督。对“超标”、“越线”的部门和个人，则应有量化、公开、可操作性的惩处原则；这些原则条款本身，以及对违反者的惩处结果，同样也应公示。治堵方案对公车的重要手段仅仅表述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也就是在未来五年内，北京市不再新增公车。这样的公车治理举措，与公车对交通拥堵的“贡献率”极不相配。（北京《新京报》）
与此前社会公众的热切期待相比，治堵方案中的公车治理内容非常少。这样一份声势浩大、动作不小的治堵方案，公车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逃逸”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如果仅对社会车辆进行限制，而公车“免责”，那么公车私用的现象无疑有增无减，会有更多的单位以各种名目购置公车，再派发到个人手中使用。显然，公车不减，一切针对“非公”的措施不但难以有效执行，反而会增加社会成本，公车特权更可能造成社会不公，引发深层矛盾。（北京财新网）
尽管多方呼吁，甚至高层多次强调“公车改革时机已经成熟”，历经10年的公车改革试点仍然“在研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指出，公车改革“并没有想像得那么难”，而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对象恰恰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既得利益者“当然没有动力对自己‘下手’”，这才是公车改革长期以来空有口号、不见行动的根源所在。（北京中国网）
3、治堵“限”字当头 政策最终失效恐难避免
《法制日报》记者瞭解到，目前，部分大城市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都纷纷出招，诸如收取拥堵费、限买小汽车、小汽车限号等等。对此，道路畅通工程专家王炜表示，这些措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但是这些临时举措多为“表”而不是“本”。因为在部分城市采取这些限制举措的基础上，往往还会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在支撑。
北京此前用单双号措施限制交通流量，使很多家庭选择购买第二辆汽车；上海高价拍卖汽车牌照，使大批挂着周围省市牌照的车辆入沪抢占道路资源。（北京人民网）
“面对拥堵，恐怕单靠消极的限制手段进行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以限制车辆为例，事实证明，限制居民购买汽车的行为更是已被各国所证明属于公共政策失败的经典案例。而且，在北京市城区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民众购买能力的情况下，房价的挤出效应让普通民众只能选择去偏远的郊区买房，在公共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买车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此，靠限制车辆解决拥堵是最为简单粗暴而且成效甚微的办法。”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记者。（北京《法制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