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判处李庄争议难平 警示中国法治进程
1、判决创下重庆速度 李庄案定罪被指有硬伤
从2009年12月12日，律师李庄被刑事拘留，次日被逮捕；到12月30日，此案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开审；再到2010年1月8日，一审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被告人李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连头带尾，还不到一个月，这起举世瞩目的律师舞弊案之首演便迅疾落下了帷幕，法律界称之为“重庆速度”，十分形象而意味深长。何况，除了高效之外，更上演了被媒体称为“挑灯夜审”——一审庭审从头天上午9点10分开庭，至第二天凌晨1点多结束，马不停蹄地连续奋战了14个小时——的司法壮举。这一切，都将追随李庄案的巨大争议性而被写入转型中国的法治史。（上海《东方早报》）
李庄被判刑的消息昨日在北京法学界引起震动。张思之、何兵、阮齐林等业界和学界人士一边倒地认为，李庄在本案中无罪，他们对最后的结果感到“吃惊”。李庄“捞人”的方式是否过火可以讨论。但如果要给李庄定罪，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可是，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证据全部是口供，且提供口供的8人有7人被羁押，1人是癌症转移患者。证人急于立功，其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口供的可信度能有多大？何况，这些口供之间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仅靠这个能定罪吗？（广东《南方都市报》）
更大的硬伤在于，8名证人均未出庭，为什么？难道是怕法庭上问出漏洞，不好控制局面吗？公诉方解释证人不愿出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7个被羁押的人，公诉方让其出庭，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义务吗？再从实体上看，公诉方指控李庄编造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可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龚刚模手腕上有伤痕。这些伤痕是否刑讯逼供造成可以进一步侦查，但是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却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李庄发现这个嫌疑并且深挖，难道不是一名律师应该做的吗？（陕西《华商报》）
李庄为“黑老大”嫌疑人龚刚模所做的一些事，在法学界是有争议的，但就目前重庆公诉方拿出的这些证据看，定罪肯定是很不充分的，甚至是牵强的。按照“疑罪从无”刑法原则，要么是放人，要么补充侦查找到李庄犯罪的确切充分的证据。（河南大河网）
2、审判依循法定程序 严判李庄并非法制退步
不必讳言，重庆打黑连带着太多的利益博弈，涉黑案中包含着巨大的利益蛋糕，因此人们难免担心和怀疑“李庄案”中李庄律师有操作过火举动，重庆司法部门在查办“李庄案”时不够严谨。而在一定程度上，李庄等京城律师外出捞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中国法治的一种病态，是人脉关系、社会资源、权力余荫等等因素影响司法的一种表现。这种病态之所以出现，并非“京城律师”可以负责，然而“捞人有方”的京城律师至少是积极而且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些东西，并且从中获取利益。如今，“李庄案”已有初审判决结果，这是否是一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相信历史会给出明确的答案。（河南《今日早报》）
那么，李庄案是否意味着法制退步？人们看到，李庄被捕、受审、判决，虽有不很透彻明朗的成分，但基本还算是在众所瞩目之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而重庆声势浩大、顺应民意的打黑正义行动，只有恪守法律程序，正义才能长久，公民个人权利才有保障，也才能避免行动扩大化冤枉无辜最终伤及自身。（北京《华夏时报》）
3、反思中国法治进程 李庄案充分争论是好事
事实上，自从2008年底，重庆市开始了打黑专项治理活动以来，一直都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诸多律师以及法学专家们眼里，这种运动式的打黑，充满着程序的不正义，专案侦办、隐秘羁押、代号匿名、阻挠会见和阅卷，已令其正当性倍受质疑。但在公众心中，打黑运动却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那些“黑老大”在“保护伞”的庇护下，几乎垄断了普通重庆人致富的生计，自然应该被彻底荡平。李庄案让这两种情绪找到了一个相互碰撞的节点。（广东《南风窗》）
关于李庄案，可以这样说，有着强大“背景”的李庄，和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撞了个满怀，也让中国司法的积弊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无论如何，李庄案的被充分报道和公开论争，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北京法律界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