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车“私奔”成性 公车改革无终无果
1、私用滥用公车 根源在于违规成本低廉
显然，谷青阳私自深夜动用公车属于明显违规，因为单位公车都配有专职司机。将近夜里12点了，邮政局的公务轿车（估计是局长专车）怎么还不回单位车库休息，怎么就任由谷青阳一人任性耍弄？监管机制监管谁去了？（江苏《新华每日电讯》）
其实，位列“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16年来仍旧没有像样头绪，寸步难行。购买时超编超标配置，使用时公车私用，维修保养费用更是高得离奇，公车在吞噬着公众的利益，公车醉驾只是其中的“衍生之祸”。事实上，不少地方都制定了严禁公车私用的规定。比如，节假日封存公车，给公车设立颜色标志，公车夜间召回，等等，但是，领导驾车，公车私用为何屡禁不止，相关禁令形同摆设呢？（湖北荆楚网）
当然，炫耀、享受情结是公车泛滥、公车私用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民众被排除在公共决策之外的结果。从媒体报道来看，擅自超标配车，公车私用，除了媒体曝光、舆论谴责，事后叫停以外，官员违规成本十分低廉。要遏制官老爷的公车享受情结，出台再多内部规定无济于事。关键是要前移监管关口，让公众监督公车私用。严厉处罚相关责任人，使官员认识到，公车私用得不偿失。（广东南方报业网）
2、症在“特权”二字 公车改革如同隔靴搔痒
伴随着公车腐败的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相应举措已陆续出台不少，比如2003年前后各地纷纷推出的“卖公车、发补贴”等，但在与现实接轨后，就每每变形走味，演化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矫情戏码，从而沦为笑谈。这种游离于公众监督视线之外的“自我治理”式改革，最终只能沦为一地鶏毛，零散得让人懒得谈起。（湖南星辰在线网）
拿给领导颁发“车补”来说，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无非是节制一下“轮子公私兼用”的冲动，让领导用公车时从此“羞答答”起来；但换个角度来看，领导永远是特权附体的“隐形驾驶员”，是否有公务需要，他自己说了算；因此公车犹在，福利直接变现，车改就沦为了“赎买”；如此一来，当“存”而不“封”、当死灰复燃的公车再度驶至跟前，领导“车辚辚，马萧萧，官人钱囊缠在腰”后，遂得以继续潇洒坐乘，一溜烟而去。又如近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然而，不久发改委即回应称是个误解，似乎很不愿意遭媒体“逼宫”，而人为抬高公众对车改进度的期望值。（辽宁东北新闻网）
至此，不难窥探出公车改革之难，至今尚停留于隔靴搔痒阶段。对此，笔者以为，操控者不能寄望于走改良之路，修修补补，敷衍塞责，更无需静候个别地方的首当其冲，再推而广之，而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全局层面上的政治问题，症在“特权”二字。公车治理16年没有实质性突破，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触碰特权。（湖北汉网）
3、十年原地踏步 车改无关体制关乎勇气
公车改革16年没有实质性突破，只因改革囿于既定格局排列组合。所谓既定格局，就是把公务用车特权的合理性当作改革的前置条件，在此基础上要求特权者自我约束。可是，享受惯了公车好处者怎肯心甘情愿放弃丰厚的既得利益。不过既然“要我改”，难免也要做个姿态，装出改革的样子，一些地方先是以“赎买”之名一边领取巨额车补，一边公车、司机照样保留，令车改后的公共财政负担丝毫不比改革前轻，后来则干脆走回老路，只是公车的档次又上了几个台阶。（浙江《宁波日报》）
在安邦分析人员的报告中，分析师提出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难道拿掉一只鶏蛋就要打碎篮子？！公车改革拿体制说事不靠谱。公车改革越改越离谱的症结就在于“三国雄起”，各地都在找路，却都迷失在自己那块做惯了主的地盘上。关键是决策层下决心，取消各种形式的特权，拿出规范的制度来“一统天下”，创造条件让人民来监督公车。
网上有了“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的传闻，立马就有“辟谣”的。有人怕改这是正常的，谁都会觉得专车坐着舒服。但如果一声令下，真的取消了专车，且铁律开道，举报一个，摘一顶乌纱，恐怕谁也不敢喊冤叫屈。当务之急是，决策层拿出公车改革的政策，并自上而下做起来，上级机关与领导率先革特权的命，并出台制度，欢迎各路“专拍哥”监督，举报有奖，保障权利，一切都将迎刃而解，特权车将顿失往日风光。（北京光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