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瑞霖：当然，有人肯定会问，老百姓是不是多花钱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如果因为谈判没有成功，创新药幷未进入医保，老百姓需要全部自费，那的确是多花了钱。但如果创新药进入了医保，虽然价格相对较高，医保还是能报销一部分，其实也是为老百姓节省了费用。
除了医保，我们还应该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对老百姓进行社会保障，包括商业保险、企业捐赠、慈善组织捐赠等。
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做到什么药品都高额报销，如果纯粹地追求报销比例，逼迫药品价格下降，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创新动力，甚至出现药品断供的局面。
因此，我们提出注重药品的社会综合价值评价。比如说肝炎药物（丙肝）已经可以实现治愈，虽然使用创新药物治愈这个病人可能花了仿制药的10倍的费用，但从整个医疗服务费用上，其实医保支出是在省钱，否则病人年年看病、年年都需要花费。如果还伴随着肝腹水、肝硬化、肝癌的发生，需要支付的医保费用将会更多。
所以说，我们应该尊重创新药物的价值，它不是为病人的某一次医疗服务买单，而是在他的一生健康买单，这是值得的。让一个人回归社会，重新创造价值，回归家庭，延续弥足珍贵的亲情，这就是创新药的社会综合价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创新药制定出一个公允的价格。既能让创新者继续投入与创新，也能满足临床患者的需求。
医药创新应始终以需求为导向
《中国科学报》：当下PD-1/PDL-1研发扎堆现象备受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十四五”和“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我国医药创新应该如何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