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村庄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被知识隔绝，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开始读书识字、告别文盲。到1960年，全国有1.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
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1955年，在一篇表扬实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泽东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更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村庄开始有了基本的医疗资源。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在1958年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这当然是后话。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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