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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咖讲书活动现场（中评社 徐梦溪摄） |
第三，宪法学关注的就是一个规范与决断的辩证统一。香港是一个普通法的社会，所以它习惯于依据法官和判例的治理，寻求一个规范上的确定性，寻求一种对法律的形式主义的解释。而对于这样一套规范背后的立法者、主权者的决断意志，对于整个共同体或者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处境的危机，实际上是非常不敏感的。我们常常看到在修例风波当中，当大街上已经洪水滔天，港铁和机场已经被砸得稀巴烂，有不同意见的人群已经被黑暴分子到处追杀、打杀的时候，香港的法官似乎与这一切是隔绝的，他们是在真空当中，或者说他们似乎是坐在伦敦高堂来裁判一个远程殖民地发生的暴乱案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的持续性痛苦以及他们宣誓要维护的基本法秩序的风雨飘摇，所以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规范的法治思维有其局限性，当面临到秩序危机的时候，没有有能力去应对。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个立法者或者主权者的决断的引入。我们发现，其实香港自治法律里面本来有一种模拟性的或者替代性的决断机制，一种委任的紧急权力，就是香港特首的自治紧急权，香港特首可以依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来制定相应的处置暴乱的行政规例。比如现任特首依法制定了一个《禁止蒙面规例》，可是这个禁蒙面法马上被高院法官宣布是违宪的，基本上是无效的，这就非常有趣，也很荒谬了。法官不管外面洪水滔天，非常斯文地放纵着黑暴，而特区政府的首长运用紧急权力负责任地制定立法去止暴制乱又被法官推翻。香港社会的法治逻辑已经荒唐到没办法自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只能是中央出手。那么中央出手是一个严格的主权者的决断，它展现的是“一国两制”当中真正的决断权是在中央。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严肃地从宪法和基本法所共同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来看的话，宪法上的第31条和第62条规定的，就是中央直接进行“一国两制”立法的制度创制权。我们看到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当中的国家垂直立法，都是中央直接运用“一国两制”制度创制权的表现，这显示了中央主权者决断的政治身份和法律正当性。
我本人从2014年在香港大学访学研究“占中运动”开始，这六七年时间也经历了一个政治思想甚至立场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型，这个转型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个人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个转型是伴随“一国两制”和民族复兴的一个正当合理的内在转型，从启蒙自由主义向有限国家主义的理性转型。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知识界的主流实际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去推崇自由主义，把这种从西方舶来的自由主义当作是一个最终救国救民的真理。尤其是经过苏东剧变，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自由主义的系统知识和制度方案更加成为一种唯一政治正确的方案，甚至成立某种现代政治宗教。似乎任何事物和自由主义挂钩就是不证自明的。可是这一点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当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架构当中，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恰恰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反对性的、冲突性的力量。因此实际上作为一个研究宪法学、实事求是并且理性地去推动国家现代转型的青年学者而言，我具有一定的、有节制的国家主义原则和立场是完全正当并切合时代精神的。这样一种自我理解和坚守的稳健学术路线才能够把中国的自由主义尤其是负面性进行适当的约束，使之有机结合进中国文明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形成一种比较中道、比较稳健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
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很多学者并没有完成这样一个理性转型，还在自由主义的简单启蒙话语当中打转，还在由自由主义所树立的与国家尤其是与党的领导之间进行严格政治对立的斗争中打转，在“历史终结论”的宿命论中走不出来。即便中美关系已经演变至新冷战的边缘，这些自由派仍然没办法从理想上、知识上自我解脱，从而严格而言已落后于时代和时代精神，其中部分人反覆呈现“遗老”之态，令人唏嘘不已。我作为青年学者，借助对香港问题的研究，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思想突围的机缘。在香港访学的经历当中，我对香港社会产生了非常深的贴地印象。在2014~2015年，我受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的邀请和资助，访学了一年。这一年也是我和香港缘分的开始。对香港社会的印象有以下一些面向值得分享。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北京总部还是香港总部的同仁们，一定都对香港社会和内地之间有各自的体验和比较。“一国两制”所划分开的两个社会，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从我对香港社会的体验和理解来看，我认为香港社会是一个现代化世界的浓缩和样本。香港虽小，就像麻雀虽小，其实五脏俱全。在香港社会你几乎可以看到，由世界顶级的殖民帝国也就是大英帝国所留下的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这些你在香港都能够找到。所以它仿佛是把大英帝国主要的遗产像博物馆一样保存下来了，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还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所以香港社会的生活以及在香港的斗争，其实就带有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斗争的一个代表性，只不过是合作型的“文斗”，是相互学习与长期和平竞争，但2019年修例风波出现了“武斗”，出现了类似“黄卫兵”的极端本土派以及纳粹式的恐怖主义，就严重超出了“一国两制”的制度极限而具有底线洞穿的极端危险性。
西方社会从来也都是这么看的。所以香港社会到底是向左向右，向东向西，实际上牵动很多人的心灵的。某种意义上，香港“无问西东”的时代已经终结，香港必须有历史关头明确的政治身份选择和体系归属，才能稳健立足及长远发展。比如说对末代港督彭定康来讲，香港社会向什么方向演变，在他内心当中是影响极大的，他完全不是在乎香港人的生死祸福，他在乎的是大英帝国的尊严，大英帝国夕阳下的尊严长影。某种意义上，彭定康永远活在了1997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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