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载皓：如何评价30年间的外交？
白宇烈：过去30年来，韩中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前所述，韩中关系作为现代国际政治基础的平等主权国家关系，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可以合作的政策领域积极应对，而在发生冲突的政策领域通过经过谈判和忍耐，进行软着陆处理。然而，韩中关系主要局限于朝鲜半岛，在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双边和（小范围）多边合作相对微不足道。最近的例子是韩国的新南方政策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缺乏合作。由于合作范围有限，韩中关系的形成仅围绕朝核问题和双边经济关系问题。
当然，这种有限的合作范围并不适合作为韩中两国应有的全球和区域共同体层面的地位。两国在当前各种问题上，特别是在多边合作的问题上，形成的共同意识和行动都处于很低的水平，这是两国外交关系的最大局限之一。此外，双边关系在政治军事、价值理念形态等方面也面临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受制于以朝核问题为核心的“萨德”冲突以及2020年不断加剧的美（西方）与中国的竞争格局。
黄载皓：如何评价30年的中朝关系？
白宇烈：韩中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动因之一是朝鲜。尤其是韩国重视中朝的特殊关系，将韩中建交视为与朝鲜和平合作的手段和杠杆。建交30年来，随着朝鲜问题，以及建交后恶化的朝-美，朝-日建交的相应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缺失，朝鲜的独立生存和战略误判引发的朝核问题不仅对南北关系，也对中朝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强化对美国的相对国家能力、增加力量投送，以及美国做出回应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中竞争的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切实的变化，朝核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通过韩中双边合作层面上难以寻找解决的方案，已发展为困难局面。朝鲜不得不适应中国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变化，意识到“血盟”可能被抛弃的紧张局势。随着中国开始将与朝鲜的关系从特殊关系转变为一般或正常国家关系，两国关系不得不适应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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