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年（2017-2021）是重构时期。这5年中韩完成了371亿美元的投资，创名义上的新高，但是回收率占24.6%，特别是最近三年的回收次数比投资次数多，所以现在是新投资和投资回报并存的重组时期。中国开放水准提高了一个档次，取消了对金融业、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制造业的限制。但由于中美冲突和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很难进行正常的投资，韩企也不能轻易扩展、扩建他们的设施。
第二，中国对韩国的投资，我也分为4个时期。建交后的首10年内，中国对韩国并没有什么投资。第二个十年（2002-2011）可以叫冲突期。这一时期的总投资超过35亿美元，中国公司收购部分韩国公司，但其投资基本没有成功，且韩国对中国资本的不满变大。例如，在汽车行业，上海汽车收购了韩国的双龙汽车，在电子行业，京东方收购了韩国Hydis，但这两个企业都倒闭了，所以韩国人最初期待的企业复兴并未发生，且这两个案件都引发了所谓“技术夺取”之争。
第三个五年（2012-2016）是第一个成长期。2012年以来，中国对韩投资大幅上升，累计投资64亿美元，开启了中国对韩投资年均10亿美元的时代。如房地产行业（16亿美元），“上海绿地”投资济州医疗保健（9亿美元）、“安徽蓝调”投资济州神话世界（11亿美元）。金融保险方面， 安邦保险2015年收购东洋证券63%股权（10.5亿美元），2016年收购友利银行4%的股权（2.6亿美元）。这个时期好像是中国对外投资旺盛的阶段之一。
最后，从2017年至今可以称为第二成长期，其中2018年创下27亿美元的历史投资新高。在这一阶段中，批发零售和房地产的投资较多，分别为11.1亿美元和11.6亿美元，并且阿里巴巴曾于2017年对韩国KakaoPay投资2亿美元。但自安邦保险后，中国对金融业的投入并不多。与之相对的是对制造业投资的增加——电气和电子12.7亿美元、化学品7.5亿美元、食品6.4亿美元，但是这些数字应该不是中国对韩国投资的全部，因为很多中国投资绕过香港、新加坡这类免税地区，计算方式有所不同。
第三，我想对韩国对中国的投资进行简单的评价。第一个需要思考的是韩国的贸易顺差。刚才张慧智老师也提到，韩国投资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密切的关系。我用资料来证明关系的密切性，但是其中的原因并不简单。在中国韩国企业的贸易顺差，韩国坚持用国有银行测算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那个效果一直是负面的，即对韩逆向出口大于从韩国进口。因为他们从韩国进口零部件和材料后将加工品出口到韩国，很自然地，进口价格高于出口价格。但是如果我们计算增值贸易（Value added trade），我们预算韩国的顺差很大。所以贸易顺差的综合原因是韩中两国和全世界形成的价值链结果。最近在华韩国企业实现销售和采购的当地语系化，本地销售从2006年的48.5%提高到2020年的61.6%，同期本地采购的比例也从42.8%大幅上升到62.2%。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在中国买在中国卖，所以他们和韩国本地的关系越来越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