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兰在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选择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业做销售。由于手脚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不到三个月，就被提拔为区域销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着打点零工补贴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兰说。可干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随时回去配音了。当译制中心的电话打来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兰在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还是踏上了回凯里的班车。
“当时给我开的工资是三千多，回去补贴加上卖电影票祗有四百块不到。老板打来电话骂我，说我是脑子进水了。”汪兰说。十几年后，那家小公司已经成为当地的大企业，身边总有人开着玩笑说，要是当初不回来，现在肯定发财了。“可我觉得，这几十年我配的几百部电影，才是我最大的财富。”
最艰难的日子撑了7年。2009年，告别了胶片涂磁、模拟胶片时代，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进入数字化，这一时期的补贴开始增多。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对于基层文化事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各级政府的补贴也开始恢复。2018年，译制工作被纳入国家级项目财政资助，译制一部电影能获得7万元经费，彻底解决了译制中心的生存困难。
“我们如今有设备，有经费，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电影的译制。”宋其生说。除此之外，译制中心也承担着各类基层宣讲的译制任务：中央精神苗侗语宣讲提纲、就业技能培训课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传视频等等。“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不能浪费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宋其生说。
“我们译制的电影，会通过更多的屏幕走进苗侗山乡”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义务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少，译制电影最初的受众也在收缩。但在李文坤看来，今天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工作“兵强马壮”，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也在不断增加。
“以前是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太多，现在是听得懂苗语侗语的群众太少。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民族语了。”李文坤说，由于苗语侗语没有相应文字记录保存，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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