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一筹莫展。我告诉他们，我无法为你提供意义，因为意义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意义只有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发现。
在这本书中，我还要重新解释一种观念，那就是，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
在欧洲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每天躲在修道院里抬杠，他们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争论一个连体婴儿受洗的时候到底算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争论玛利亚到底是神还是普通人……这种争论类似于我们小时候讨论的那些话题，金庸小说中谁的武功最高？李元霸的毛驴能否托起他八百斤的锤子。
如果从问题本身来看，这些争论毫无用处。但如果超越问题，这些争论却价值非凡。中世纪经院哲学各种“无聊”的争论、枯燥的研究，不但训练了知识分子的理性能力，还塑造了他们的形式逻辑。因为当论证“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种问题时，他们必须论证针尖有多大、天使的脚有多大、如何排列等问题，这个思辨的过程必须用理性完成。而这种理性训练，对近代科学思维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应了那句话，意义在意义之外，有用诞生于无用。
从务虚中孕育务实，从无用中诞生有用，这就是看起来虚无缥缈的哲学价值。如果我们用现代视角探究古希腊，会发现古希腊哲学家做的事在那个时代几乎都是无用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当时看有什么用呢？芝诺悖论、飞矢不动的论证价值何在？巴门尼德的being这个概念，就是放到现在也被认为是吃饱撑的……一个人会奇葩到什么程度才会思考“存在”的问题？但正因为这些“无用”的问题，拉开了欧洲两千年形而上学的帷幕，人们开始思考一切事物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从根本上孕育了西方科学和道德。
所以，思想和哲学绝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充满了时代精神。任何一种哲学思潮，都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比如，柏拉图思想是为瞭解决古希腊的民粹问题；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是在希腊消亡后，为人们内心的退缩找到一个安乐窝；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是为瞭解决北方蛮族在罗马沦陷后没文化、没信仰的病，它要肩负起文明的赓续；近代笛卡尔、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是对千年中世纪的一次全面反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治愈工业革命后失地农民走进城市成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以及解决这种社会矛盾；而近代的解构主义、虚无主义，则随着信仰大退潮而涌现……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自身的使命，每种使命都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它要治愈这个时代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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