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那么，中美关系的出路在哪里？中美两国可以在什么问题上对话合作？
刘江永：中美两国如何在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妥善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外交艺术。中美两国如果能多沟通，多对话，少对抗，避免冲突和战争，这无疑是世界的福气。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中美可以就包括东海、南海、台海、钓鱼岛归属细节等，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减少误判，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看到，拜登执政后不时会说错话，中美之间的原有矛盾依然存在，但拜登与不断加剧中美矛盾的特朗普、彭佩奥不同。他任命善于与中方沟通的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同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保持积极对话，达成一系列共识。他还任命比较了解中国和日本的坎贝尔担任印太事务协调官，以利过滤和平衡各方情报和政策。坎贝尔上任之初建议，中美双方各让一步，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此外，他在一些场合表示，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拜登政府情报系统历时3个月的调查并未得出结论，虽对中国颇有微词并拒绝国际社会对美国进行病毒溯源，但未像特朗普那样竭力甩锅嫁祸中国。美国社会整体对华印象不好，但并非固定不变。美国经济界亟需从与中国脱钩转向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一些熟悉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与美国共和党支持者相比，民主党支持者对中国印象相对正面，但仍需增加对中国防疫、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真实现状的了解。中国也需继续向美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转折关头，最终要的是我们要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得更好，以力自保，以德治世。在坚持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大原则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外交外宣技巧，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以及对个人的尊重；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我认为，关键是中美两国要正确把握两国关系前进的方向和航路。关于全球安全，中美需要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方面，就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加强对话，争取形成共识。从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角度看，21世纪中美两国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共同维护《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战后国际法基础和国际秩序，共同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防疫等方面加强可持续的务实合作。
就中美日关系而言，要防止冲突，谋求改善，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在台湾问题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坚决阻止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这不仅有利于台海和平，也有利于中美、中日关系稳定。第二，中方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要善于澄清争议，而不能简单地“搁置争议”，不能让它成为引爆日本反华民族主义的起爆器和中日军事冲突的导火索，这一点具有战略意义。
中评社：明年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们应如何理解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做出的承诺？
刘江永：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两国政府和领导人、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在50年前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选择，就是结束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当年日本的田中角荣内阁执政以后，改变了佐藤荣作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政策，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当时辅佐田中角荣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日本的外相是大平正芳。他是日方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位功臣。田中、大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作为低级士兵和官员被派到中国，知道日本在中国做了坏事，战后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日本政治家，他们勇于面对来自日本国内“台湾帮”的压力和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各方牵制，抓住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时机，执政后便访问北京，一举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可以说是为了子孙后代，打开了中日关系前进的道路和交往的大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经济、外交、人员往来取得长足进展。
其实，中日两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在当时也存在，不过在两国领导人及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较为妥善解决。在邦交正常化半个世纪后出现不愉快或危险倾向主要是由于，当年在日本执政内的田中、大平等自民党内主流派系已分崩离析，而当年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帮”的派系传承人则成为目前日本政治权力中枢的支配力量。这背后是一个日本权力转移的结构性问题，是日本现任政权背叛了大平政权以来的自民党的对华友好合作政策。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谈判时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台湾问题，包括日本必须和台湾当局断交才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声明中体现了中方的这一原则立场，也体现了日方在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下采取一种明智的选择或者说不得已的表述。在正式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亲台”势力反对，关于如何表述涉台立场成为日方的一个难题。日方内部意见不一，所以最初表示，“理解和尊重”中方立场，而非“承认”。中方并未接受，这就让日方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大平正芳与田中角荣商议后决定再补充上一句话，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这是日方的最终方案。
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方案认为可以接受，请示毛主席后马上拍板。因为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一切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浴血奋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中国的立场。所以新中国政府仍强调《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有效性，以及法律上继承的正统性。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这一点，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是中日之间有效的国际法文件，正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所赋予的所有权利。其后，联合声明又经《中日和平条约》确认，从而确立起战后日本应该遵守的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根基，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曾有人认为，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未写明承认中方关于台湾归属的立场就是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如上所述，中日双方已通过联合声明确认了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等于承认台湾归还中国，而且时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已做过这种解释。
大平正芳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于1972年9月29日在中国民族文化宫正式宣布，日本对照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经纬，台湾已归还给中国，日本和台湾的官方关系就此失效。大平回国后又在日本第70届国会上发表外交演说称：“对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经纬，台湾根据这两个宣言的意向应归还中国，这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我国政府不变的立场。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的政府立场’，即是表明了这种见解。”
我认为，中日两国应该重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当中这些点睛之笔。同时也要看到，日本当前的这些问题不是突然地出现，实际上是曾对大平正芳施加种种压力的人的后代们成为当权派造成的，中日关系必然渐行渐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日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现在，中日围绕台海局势和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则出现军事对抗的征兆。日本政府不仅根本不承认中日存在领土问题和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或默契，而且在甲午战争后首次拉拢美国协防钓鱼岛，主动领跑带节奏。
从 安倍到菅义伟，日本让三届美国总统、美国国会，都支持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5条。日本防卫省同时利用这一矛盾，在西南诸岛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军力部署不只是针对钓鱼岛，也是针对台海局势。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日台断绝所谓“外交关系”50周年。每到这种年份，日本都可能出现破坏中日关系的活动，台湾当局也会借机显示对日关系的“突破”，给自己壮胆。
日本外务省也许会解释称其政策没有改变，日本和台湾是民间务实关系，但上述日本政要的言行明显有违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相关承诺，根本没有尊重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这实际上也是对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努力和贡献的日本前领导人、外务省前辈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背叛。在中日邦交正化50周年之际，我们若只满足于举杯祝酒，而不不善于澄清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客观上就会放任日本以错误信息进行单方面洗脑，结果必然导致日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保护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也要保卫台湾，从而给中日关系埋下更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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